此次「性騷擾防治三法」修法，針對台灣MeToo事件發生前，民間團體倡議多年的加害人為雇主、利用權勢性騷擾議題做了回應，可予肯定。遺憾的是，引發台灣MeToo的眾多案例，仍未能得到妥善處理，號稱「透過修法通盤檢討，打造性平友善環境，不再漏接被害人」之目標可謂大打折扣。
 

民間團體在修法前即主張，雇主對遭受職場性騷擾員工未盡保護之責，本即違法。問題是被害員工為何未向勞工局提出申訴？又為何雇主會不予處理？就雇主部分而言，一是處罰太輕，因此抱著僥倖心理，不願處理，二是不知如何處理。另在被害人方面原因有二：一是不知如何處理，一是擔心報復不敢申訴。此次修法是否回應了現況及需求？

首先，在演藝圈爆發不停的MeToo案例已到性侵害的程度，所以要處理的不只是性騷擾防治三法，尚包括性侵害犯罪相關法律規定等；因此民間團體主張國家要有整體性暴力防治行動計畫，但迄今仍未見執政黨提出。

其次，引發MeToo的民進黨婦女部及青年部案例，皆是雇主處理不當及違反報復禁止規定的案例，因此首要目標應是要求雇主盡到保護照顧員工責任。法律原已明定雇主應採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但顯有不足。各行各業職業環境及性騷擾風險不同，例如空服員在飛機上遭受乘客性騷擾，能做的顯然與發生於公司內的性騷擾之「立即有效補正措施」不同。MeToo事件大爆發後，民間團體接獲事業單位不知該如何做的詢問，建立專家入場輔導機制有其迫切性，但此次修法仍未納入。

另外，對雇主未依法採取有效糾正補救措施的裁罰額度，原規定裁罰十萬至五十萬元，修法後改為二萬至一百萬元罰鍰，看似提高裁罰額度，但起跳額度卻降到二萬元。以台灣實務運作常以最低額度裁罰之現狀，修法後恐不升反降，對勞工保護不足。更嚴重的是，對雇主違反報復禁止者，本次修法完全未觸及，遭受職場性騷擾之勞工擔心被秋後算帳而不敢提出申訴，此一困境仍然未能解決。又民間團體要求性騷擾防治教育應包括「旁觀者介入」培訓，亦未能入法，恐未能貫徹由政府擔負起責任、輔導雇主建立性騷擾防治計畫。

性騷擾專業調查人才的遴選、訓練及淘汰機制，是被害人勇於申訴的後盾，亦是重中之重。校園性平事件調查人才培訓，是目前「三法」中最為完備的，然而職場生態複雜，也和一般公共場所不同，亦非具性平意識即可；勞動部除應主動建立職場性騷擾調查人才庫，更應嚴選資格。

修法後，性騷擾防治三法將來在適用上仍會有互相推諉、切割適用情形出現，且因為性騷擾防治法之申訴，排除職場性騷擾（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校園性騷擾（性別平等教育法）案件被害人之適用，使得渠等無法追究行為人責任。例如此次MeToo事件中的媒體記者與立委案例，被行為人因執行職務發生性騷擾事件，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由其雇主即媒體公司負責調查，對其雇主處理不當只能向勞工局提出申訴；但對被行為人而言，只想追究行為人責任卻無路可走，即便修法後依然如此，則此修法對被害人實益何在？

台灣這波MeToo，讓社會看見性騷議題的嚴重性。但修法只是開始，民間將持續監督！

(原文刊登於 聯合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