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社工，經常陪著孩子走進法院。不只是走進建築物空間，也是走進一段對他們而言陌生、難以理解，卻必須面對的法律程序。

自從民國111 年憲法法庭作出憲判字第8號判決，明確宣示兒童在親權事件中享有實質表意權後，家事訴訟便開始強調「兒少意見」。這本是兒童權益上的進步，但在我的實務經驗中，一次次看見制度以「善意」為名，卻造成孩子的困惑、時間耗損與疲憊無力。

有次我陪同一位國中女生出庭，她配合法院向學校請假前來，說：「我想讓法官知道我怎麼想的。」結果當天，她從下午三點等到五點多，最終沒有被傳喚。她低聲說：「我有帶功課來，也都寫完了。我以為要講話的，結果什麼都沒說。」她甚至內疚：「你在這陪我，那別的小朋友是不是就沒人陪了？」原本是一次「被聽見」的機會，卻變成了無聲的等待與挫折。

另一位小學生在短短一週內被兩度傳喚，只因父母的親權爭議被不同案號、不同程序處理，法院難以整合安排，便讓孩子反覆出庭。孩子無法理解：「為什麼我講過的話要再講一次？」甚至也有孩子透過社工表達：「不想再來法院了。」但法院為了補齊程序，仍會要求孩子出庭。法官坦言：「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判決日後被上級法院廢棄，發回更審。」語氣中流露著無奈與掙扎，顯示出一線法官也承受上級體系的制度壓力。

這些經驗讓我不斷反思：我們是否真的有傾聽孩子的心聲？抑或只是讓他們履行一場形式正義的程序任務？兒少的表意權，不應變成一種義務性的「形式說明」。

作為社工，我們常在出庭的孩子、憲判字第8 號與現實之間的裂縫中，盡力補位，只為守住孩子的尊嚴與安心。我們在意的是，孩子在不斷重複的司法動員中，出現的迷惘與耗損。這些困惑，不見得立刻造成傷害，但一點一滴的累積下，將成為系統性被忽略的開始。

當事隔數月、法官更替，或家庭情勢變動時，讓孩子重新表達，確實有其意義；但若短時間內，基於同一事實基礎，卻因行政流程與分案導致重複傳喚，那就是程序的切割與錯置。孩子是完整的主體，不是流程裡的資訊提供者，他們的聲音需要被整體性地理解與承接，不該因程序分割而被重置。「表意權」的落實，不能滿足於形式，應考量保障兒童身心的穩定、兒少出庭前後的家庭關係和處境，以及家事案件的公益性，讓制度運作時，有更多「兒少為本」的設計，讓孩子的話真正被聽見與看重。

在推動兒童表意權的同時，我們尊重法院作為專業審判機關的判斷力，也應反思111 年憲判字第8 號所帶來的效應，不讓原本為了保護孩子的出發點，變成他們生活的負擔與信任感的損耗。兒童表意權的落實，不應以孩子的日常為代價，司法制度的正義，不該是孩子變得沉默與疲憊後才得以實現。

文/ 駐臺北地方法院家暴暨家事服務中心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