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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跳票的母親節禮物!反跟蹤騷擾立法 刻不容緩!!


內政部跳票的母親節禮物

2019-05-12 00:02聯合報 王珮玲/暨大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系特聘教授(投縣埔里)

近日民間團體召開記者會,極力抗議內政部推翻多年來信誓旦旦對社會大眾的承諾,竟於立法院法案二讀協商時撤回跟蹤騷擾防制法的立法。內政部提出不宜推動該法的理由之一,竟是「本法當時係因發生世新大學情殺案,礙於當時社會龐大與論之壓力,不得不立即提出專法…」,看到這樣的聲明,實在替宣稱以人權為本、打造社會安全網的政府,感到極度汗顏;原來政府過去的承諾都是不得已的欺騙。


跟蹤騷擾行為是社會存在的嚴重問題,許多的重大治安事件,其前置行為都有跟蹤騷擾行為的出現,但現行相關法律皆無法有效即時防治與處理。以前述世新大學案為例,受害女學生遭到追求者多年騷擾、跟蹤與糾纏,甚至在被跟騷當時曾跑進派出所求援,但法律愛莫能助,後來演變成嚴重的殺人未遂案件。其他又如台大張姓畢業生跟蹤謀殺女友案等,不勝枚舉,都是先跟蹤而後發生悲劇的事件。筆者在研究與實務工作參與的過程中,也聽見太多因被跟蹤騷擾而擔憂害怕、躲藏無門、驚恐萬分、身心崩潰、甚而遭到攻擊傷害的案例;其影響的範圍不僅被害人,被害人的家人、相關親友、同事都可能遭受波及。
依據歐盟2014年發布對28個歐盟國家所進行的大規模調查指出,15歲以上的女孩與婦女,在其一生中18%曾遭他人的騷擾與跟蹤;而以一年來看,發生率為5%,因此歐盟估算,在這28國中,一年有9百萬的婦女遭遇跟蹤騷擾行為的侵害與攻擊。而美國聯邦政府更早於2009年的調查資料就顯示,有15%的女性、以及6%的男性,在其一生中曾遭遇跟蹤騷擾事件,且估算美國一年約有750萬人曾發生跟蹤騷擾行為的傷害。因此,美國各州、加拿大、歐盟多數國家、以及鄰近的日本、新加坡等國,皆早已制定跟蹤騷擾防治法;2011年歐洲理事會通過、2014年生效的「伊斯坦堡公約」(Istanbul Convention)第34條與50條更明定,各國必須制定相關反跟蹤騷擾法案,執法單位必須快速與適當地提供跟蹤騷擾被害人保護措施。

反觀國內,因對跟騷問題的忽視,至今仍無相關發生率的調查研究,然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多次網路調查資料顯示,每8位婦女當中就有1位曾遭遇跟蹤騷擾;另據警政署估計,若跟騷法案通過後,每年可能受理的跟蹤騷擾案件數約有25000件,更凸顯跟騷問題的嚴重性,以及立法的迫切性。

但政府對此議題竟是如此輕忽,甚至在好不容易提出草案送至立法院後,竟再度以上述「礙於與論壓力不得不推動」等不負責任說詞、以及一些立法技術的理由,撤回法案,政府有把人民的恐懼放在心裡嗎?對照我國人權倡議與人身安全保護廿幾年來的發展,這是空前退步。

廿幾年前,當婦女團體起草、推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時,筆者正好在刑事警察局工作,有機會接觸該二項法案的協商與制定。當時警察的人數沒有比較多,工作一樣很繁重,一年民眾報案的各類刑事案件高達四、五十萬件,比現今件數還高。但我們了解,家暴、性侵是與民眾距離最近的暴力,是社會上許多家庭、婦女、兒少、老人最恐懼、最需要警察力量介入處理的案件,因此,警政署樂意協助該二項法律的通過。雖然法案通過後,每年須面對數以萬件的案量,需重新學習如何調查、處理此類案件,保護被害人、約制施暴者,需趕到案件現場、蒐證、詢問、通報、保護、護送被害人、申請保護令、以及執行保護令等。這些都是挑戰,都是全新的、模糊的觀念,對警察體系而言,都是必須重頭開始建構與學習的任務。

當時,內政部與警政署面對此些全新的法律可能帶來的工作衝擊,長官與同仁都沒有退縮,而是積極面對社會的期待,在法律給予政府部門一年的準備時間內,擬定了相關配套措施,創建了「家庭暴力防治官」制度,積極教育訓練第一線工作同仁,昂首面對此一提升人權保障、保護民眾生命安全、以及符合社會進步發展所必要的法律。

廿幾年後,人權與性別意識在台灣更為提升,民眾對安全的需求也更為敏銳,當婦女團體看到受害者的恐懼與求助無門,訴求趕上歐美各國與近鄰的日本、新加坡,盡速通過跟蹤騷擾防制法時,上周行政院、內政部與警政署在立法院竟是擋下這個法案。

內政部舉出多項理由,包括該法案賦予警察責任過多、有許多模糊之處、執行有困難、需要再周延考量;但我們要問,這草案不是經過審慎討論,一步一步從刑事警察局、警政署、內政部到行政院,然後才送到立法院的嗎?行政院版本在過去三、四年研議期間,對於所謂模糊、難以執行之處,為何不提出具體可行的條文內容?為何不密切與相關部會、單位、民間團體溝通協商?縱使法案已送到立法院,也可以積極提出行政院版的草案修正條文吧,而不是一味阻擋與抗拒。

近日當婦女團體抱著最後希望,召開記者會,希望內政部承諾在一個月內提出相對應的修正意見,內政部仍抱著能閃就閃的態度,以一些立法技術問題阻擋。須知法令是政府施政核心價值的具體展現,國際公約與世界各國都深刻意識到跟蹤騷擾行為對人權、生命、安全的影響,制定相關的法律;而我們的社會經歷多起悲劇事件,也發出沉痛的呼籲,政府實應審慎以對,展示執政的價值與決心,規劃相關配套措施,思考如何有效回應,充實服務能量,整合相關資源,積極面對與防制跟蹤騷擾問題,而非以各種藉口拖延立法。

今天就是母親節,去年內政部長曾公開說要在母親節送給全國母親一個大禮,讓跟蹤騷擾防治法通過,今年禮物也不可能實現了。對照廿年前我國社會對婦幼人身安全展現的決心與魄力,希望蔡總統、蘇院長、徐部長、陳署長聽到我們的心聲,更貼近民眾,真心保護跟蹤騷擾的被害人與家庭。


星期透視/反跟蹤騷擾立法 刻不容緩


立法院朝野黨團日前預計針對國家機密保護法等案進行協商,但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因為不滿
立法院不再針對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進行協商,拒絕出席朝野協商。圖為立法院長蘇嘉全。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2019-05-12 00:05聯合報 王如玄/華夏社會公益協會理事長

台灣立法龜速,立法院擱置法案,雖是常態,但執政黨現任部長否定前任部長提出的立法草案,倒是相當罕見,《跟蹤騷擾防制法》即是一例,在立法院黨團協商的臨門一腳,竟遭內政部反對,令人匪夷所思。

《跟蹤騷擾防制法》是民間團體倡議多年的法案,歷經立院兩屆會期、朝野政黨多名立委提案,可見此法案確實值得關注。雖是由民間團體率先提出,但內政部前部長於民國一○五年的研討會中公開支持,並獲朝野立委響應,雖行政院版本遲至一○七年方送立院,對當時內政部的決心仍應肯定。然而,對照之前內政部的回應民意舉措,現在內政部的怠惰,顯得極為諷刺,更是打臉行政院。

跟蹤騷擾行為,除帶來可能的致命危險外,對被害人與相關人的身心、生活與工作,均造成相當大威脅,且嚴重侵犯尊嚴與隱私。許多國家制定專法因應,美國加州於一九九○年制定世界第一部反跟蹤法案,日本亦於二○○○年施行纏擾防治法。目前已制定跟蹤騷擾法律的國家中,大都將跟蹤騷擾行為界定為犯罪行為,法律救濟方式有刑事懲罰、民事補償、禁制令與警告命令等。

反觀台灣,性騷擾防治三法中,雖對遭受性騷擾設申訴機制,但沒有聲請保護令相關規定,遑論無法處理不具性或性別意涵之騷擾事件,而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禁止跟蹤騷擾之保護令制度,適用對象僅限家庭成員間施暴,對一般關係之人無法適用;此時只能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對屢勸不聽的跟追行為處三千元以下罰緩,根本無法有效防範。簡言之,我國目前法律在適用對象、保護效果、刑罰威嚇及預防責任等,無法提供周延的防治。

台灣反跟蹤騷擾法制落後先進國家卅年,但行政機關仍只停留在法律探索、人力不足、互推權責等面向討論,令人遺憾。

首先,內政部以現行關法律可以處理,顯然是忽略跟蹤騷擾的特性,即在於「反覆、持續」實施某些特定行為,令被害人心生畏怖或厭惡不安,亟需立即且長時效性的禁制令或警告命令等,對行為人之法律約制保護。此一複雜樣態,正因現行法律無法完善,且散見個別法規,因此有特別立法必要。

其次,警察及法官人力不足問題。我們肯定基層員警辛勞,但跟蹤騷擾案件亦為治安案件,保護人民安全是國家責任。根據警政署數據,每年跟蹤騷擾案件約八千件,凸顯問題嚴重性及立法迫切性,國家便應思考如何充實及調配警政、司法人力配套,人力不足不應成為藉口。
再者,運用科技(Line、臉書)騷擾的認定權責釐清。在現今數位科技傳播快速年代,本應有及早因應措施,如涉及通訊、電信主管機關間的協力義務,亦可於法案或於子法中明定;又現行實務上已有相當多案例,內政部在擬訂法案之初,即應有防制準則或想法,而非在立院委員會審查時皆無反對意見,卻在最後協商階段,運作行政力量,導致法案停滯不前。

台灣司法過去多著重以加害人為中心的刑事政策,較少觸及以被害人為中心的保護政策。猶記得兩年前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特別提出對被害人保護法制總檢討的結論,但可視為被害人保護重要指標的《跟蹤騷擾防制法》,如今因行政機關推卸,變成人權退步,可見政府對婦幼安全及被害人保護的忽視。請問:人身安全保護可以因為換了部長,價值就不一樣了?請政府莫再視而不見,儘速完成立法以保障國人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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