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密伴侶高壓控管教學 - 實務發表

日常生活中的隱微暴力：看見親密關係暴力的高壓控管

klavier1976 — Fri, 04 Dec 2015 08:51:59 +0000

現代婦女基金會個案服務組、王增勇¹

研究摘要

本研究分析八個遭受高壓控管的個案與社工服務歷程。研究發現，此類個案在社工面前多呈現無法說清楚自己的暴力史、拒絕服務等樣貌，因而常被社工誤認為受暴不嚴重或無明確需求而結案。但經社工持續工作，則發現這些婦女遭受嚴密的精神暴力，施暴者多是控制其日常生活、剝奪其自由權、監控貞操、詆毀其妻職及母職。高壓控管的加害人掌握對外界的詮釋權，其手段具隨地取材、即興發揮的特性；被害人並會自我規訓。高壓控管模式背後由傳統的性別意識型態支撐。高壓控管的效應是被害人成為一個順從的女人、喪失與外界連結能力、自我被侵蝕或崩解。本研究整理發現，被高壓控管的婦女需要甦醒的歷程以復原。本文建議社工應為此類個案命名、提供個案更多時間空間協助其甦醒；社工應從性別意識型態理解高壓控管模式，並省思服務體系、社工的訓練養成與服務提供。

壹、前言

制度變革的衝擊

台北市的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服務民98年起有二大變革，第一是98年台北市家防中心開始推動垂直整合服務模式，即個案通報後即由同一單位接案服務，過去負責後續輔導的社工（含公、私部門）轉而承接一、二線的所有工作，造成社工員明顯感受到案量爆增、人力不足、被害人類型多元等衝擊。第二個變革是實施「危險評估暨網絡安全防護行動」（以下簡稱安全網）方案，規定社工需於二十四小時內與高危機個案做第一次聯繫，加上社工員對致命性個案的危機想像與焦慮，致使有些社工員在服務提供上漸漸養成重視危機處理、而忽視後續服務的現象。再加上，家暴防制體系長久以來對於暴力類型多以避免致命的想像也讓有些社工過度重視容易致命的肢體暴力，而較輕忽精神暴力的嚴重性。這些結構性制度變革對於家暴社工每日防制家庭暴力的工作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社工對暴力的分類與認知。

垂直整合模式及安全網方案在台北市已持續進行四年多，社工員在案量大、案件多元及對危機處理的重視，已使社工的處遇偏重短期處遇模式，案件易進快出2。根據游美貴（2009）對台北市98年實施垂直整合模式的評估研究發現，該模式的確達到「通報後即啟動服務」的主要精神，但卻也造成高案量的工作環境促使社工改變工作模式，社工員目前以短期服務為主的工作模式反映出社工員在高案量下的一種適應方式，而這樣的適應卻也造成特定暴力類型的受暴婦女在現有體系中被邊緣化的問題，「高壓控管」的受暴類型就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

從通報案件類型的多元談起

一般而言，社工員接到督導派案後，會同時收到通報表及危險評估量表，並初步判斷此案件是否為高危機個案3。自從垂整模式之後，原本只負責接線機構轉介個案的服務單位，必須直接處理通報事件，而通報的事件內容描述可說是五花八門，除了有較為合乎一般人想像的「家暴通報案件內容」外4，有時通報表在家暴事件說明欄位上只寫「夫妻口角」、「夫妻感情問題、被害人欲自殺」、或是家暴事件發生時間是數個月前、或甚至是數年前的事。通報案件的多元性與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中「家庭暴力」的定義、責任通報的制度有關（設有責任通報人員知悉卻未通報的罰責），也與長期家暴新聞事件造成相關人員為求自保採取「疑似就通報」的應對有關5。社工員有時雖對通報原因感到疑惑或無奈，無論如何，仍會聯絡被害人、進行評估及提供服務，但也因此加重社工員的工作量，排擠了社工員可以服務個案的時間。

為了有效回應體制的變化，社工員發展出一套暴力的分類。隨著對通報事件、被害人受暴史、受暴原因、受暴類型、受暴頻率等的了解，社工員會嘗試界定個案類型。常見的類型有典型受暴個案、權控個案、互毆、偶發暴力、因外遇引發暴力、精神疾病或失智症等引發暴力等，這些分類會引導社工員如何理解案主的問題以提供服務。除了典型受暴、權控的案件外，社工員會將許多案件歸類為非典型案件，這些個案可能受暴事實不太清楚、甚至連「受暴事實」都沒有，或是家暴事實是好幾年前，或者受暴的原因是因外遇、精神疾病、失智等因素所造成。進一步說明，典型案件或權控案件是合乎社工員在被教育及訓練的過程中所指述的「親密關係暴力個案」，社工員被教導婚姻暴力的本質及定義是權力控制與不平等；而實務上其他各種案件即被歸類為非典型個案，也意味著這些案件雖被通報進來，但並非家暴防治體系原來認定的目標對象，社工員會傾向於盡早結案。

既然非典型案件並非「真正的」婚暴個案，在社工高案量6、而社工實務又具高度不確定性的狀況下，如果根本無暴力事件、或暴力事件是偶發、或暴力事件不明確或很輕微、或無明顯的權控現象、或者被害人沒有明確的行動策略、或接受服務的意願不高，這些都可能在短期內被社工結案。因此，這牽涉到案主如何表達自己的受暴史及需求，而社工員如何建構個案、評估判斷、決定服務內涵與時間。在社工與案主的互動中，「語言」表達可說是很重要的角色7，案主透過語言告訴社工他遭受到的暴力、他的感受、需要或不需要服務；社工依個案所說、問話等進行個案建構、評估判斷及決定提供的服務。因此，在案主與社工的互動中，案主能清楚表達讓社工「認出」他遭受的暴力及恐懼的感受是一開始服務的關鍵之一。

有一個案主說：「我的社工不懂得我的恐懼…」

本研究的起源來自於本組社工集體經驗的自我覺察，意識到社工自身的知識是受到制度的制約，社工習以為常的思考慣習固然回應制度的變革，卻也帶有犧牲案主的危險。在研究初期，一位社工很深刻地分享曾有一個個案說：「我的社工不懂得我的恐懼」。這名社工也很困擾，她仔細思考，剛開始服務時，個案真的很害怕，可是問她暴力史，案主受的大多是語言暴力，可是因為太痛苦，語言暴力的內容案主說已經忘了、肢體暴力是八年前的事，她擔心女兒被性侵害，社工追問，她卻說沒問過女兒，個案為了孩子決定離開，但她又說怕一離開，一定會被丈夫找到，然後被勸回去。社工請案主舉例相對人令她害怕的行為，社工聽起來最嚴重的不過是案夫說了什麼，案主解釋，案夫就說「你敢再說你試試看」。案主曾舉例說明她受到的暴力，案主說，某次全家人吃飯時，案夫要幫她在白飯上淋滷汁，她說她想吃白飯，案主離開餐桌一下、再回來時她的白飯已被案夫淋上滷汁。這名社工說她真的不懂案主為何這麼恐懼。案主後來離開，但怕被丈夫騷擾，社工和案主討論聲請保護令，案主看了本會的「保護令庭看聽」手冊，說：「我的狀況和裡面寫的都不一樣」。社工當時覺得她遭受的暴力並不嚴重、受暴事實也很模糊。

但是後來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社工對個案當時「未有明確暴力」、「案主最在意的是案夫外遇」等原來被社工歸類為「非典型個案」的印象卻完全改觀。這名個案遭受的其實是各種日常生活的隱微暴力及高壓控管，不能決定自己的喜好，各種自由被限制著。101年3月起，我們開始檢視我們的個案服務經驗並完成本研究，這個個案所說的「我的社工不懂得我的恐懼」成為我們討論的起點。本研究的目的即在嘗試將這群在現有制度被忽略的遭受高壓控管的婦女加以命名，從現有經驗中嘗試勾勒他們的樣貌，並將社工不能理解的現象放入服務體系與家暴知識系統進行反思。

貳、研究過程、設計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方法中的參與式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行動研究很重要的意義是行動者對其自我、對自我所處之社會位置、情境、社會經濟政治的環境結構、對自己在某一社會情境下的行動、以及/或對自己行動所產生之影響所進行的自主研究(陶蕃瀛，2004)。本研究即是基於實務工作者在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服務變革後，對提供服務之對象、現象的理解，以及對社工角色與自我服務提供的省思；並希望透過研究的發表能與家暴體系建構、服務輸送制度與精神能夠有所對話，而這也符合行動研究的重要精神，即研究或行動的目的是為了促使社會正義與社會實踐。本研究也是行動研究中的參與式研究，因為本研究的研究者也是行動者；且非由單一研究者、而是由多位研究者(同時也是行動者)平等參與研究問題的形成、研究資料搜集與資料解釋與撰寫。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是從一位專家8與八位社工員對於自身想做的議題進行討論開始，試著從中找出相同的研究興趣，第一次討論的結果是暫訂以日常生活被控制的個案為主題，並由每位社工員分別將所欲提出個案的服務歷程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撰寫成文本，做為每次討論的起點。經過三個個案的討論後，漸漸將主題鎖定在「社工一開始認為不是典型權控、但服務之後才慢慢發現案主遭受各種隱微暴力的個案」上。

本研究進行方式是每月進行一次聚會討論，每位社工員輪流在每月固定的聚會中提出報告，與會專家及社工員對於個案狀況或社工服務過程的提問與相互回應過程，社工員再重新改寫自己的文本，期使修改後的文本更加的貼近對個案的描繪與社工服務的歷程與省思；同時在每次新的個案討論時，也會比較與先前討論個案的異同。本研究的資料包括每次會議錄音逐字稿及社工員修改後的文本，專家及社工們再將所得到的資料進行整理與歸納分析，形成我們對於遭受高壓控管婦女的描述、分析和討論。

依著上述程序，每位社工員透過自己報告與參與他人報告的討論中不斷地回觀與反省自己的服務歷程，重新檢視自身是帶著什麼樣的視框去服務這些個案，而這樣的服務/行動過程而有的實務困難或困境為何，而這樣反覆回觀與省思的過程將有助於產生後續新行動的知識，這樣的過程正如同Lewin所提出的「螺旋循環模式」（如圖1），此模式是由許多迴圈形成反省性螺旋，每一個迴圈均含「規畫」、「行動」、「觀察」和「省思」等步驟，每一個迴圈會導致另一個迴圈的進行，建構成一個連續不斷的歷程，研究者透過此等循環歷程，直至實務問題解決為止(張德銳、李俊達，2007)。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根據前述方法所蒐集到的研究資料包括社工員的初次文本、修改後文本、會議紀錄及會議逐字稿等四類資料，但為求資料的完整性與豐富性並減少重覆，最後我們選擇社工員修改後的文本及會議逐字稿為最後資料分析的來源，文本和逐字稿重複者則以逐字稿為主。

透過八次完整個案的報告與討論，研究者透過會議的形式共同整理出我們對於此類型個案的認識，根據其意義屬性加以歸類，在保留原意之下，以適切的語詞或描述命名，形成更高層次的類別。

在研究資料的引用部分，則是先將每位個案以個案1，2，3…命名後，再以來源分為文本或逐字稿，最後則是引用頁數，例如(個案1，文本，P.2)或(個案3，逐字稿，P.10)的方式呈現。本研究討論個案的基本資料詳見表一。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前述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方式，應有可預期的研究限制如下:

1. 由於本研究研究對象的特性，如求助意願較低或因無法清楚陳述受暴過程等因素，較難被目前體系服務，容易在短時間內被社工員結案，因此此類個案不多，且每位個案的服務時間長短不同，因此個案樣貌的完整性及資料的豐厚度也有差異。

2.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僅限於社工員對於研究對象的觀察與服務經驗，個案在與其他網絡人員（如諮商師）所陳述資訊則不在本研究資料分析的範疇內，故研究資料可能並非個案的完整全貌。

表一

個案	個案1	個案2	個案3	個案4	個案5	個案6	個案7	個案8
年齡	54歲	24歲	46歲	49歲	66歲	38歲	53歲	39歲
職業	家管	學生	家管	裁縫師	家管	法規專業人員	家管	鋼琴教師
婚姻狀態	結婚24年	伴侶交往分手2個月	結婚12年離婚2年	結婚24年	結婚40年	結婚3年離婚10個月	結婚31年	結婚10年
保護令	未聲請保護令	未聲請保護令	已取得保護令	已取得保護令且延長	未聲請保護令	未聲請保護令強制執行探視	未聲請保護令	已取得保護令
是否為高危機個案	否	是 (社工評估)	否	是 (DA>8分)	是 (TIPVDA>8分)	否	是 (TIPVDA>8分)	是 (TIPVDA>8分)
子女	1女1子(20歲、18歲)	無子女	2子 (14歲、11歲)	2子（23歲、19歲）	2子1女 (均30歲以上)	1女 (3歲)	1子1女 (均30歲以上)	1女(2歲)
娘家	與娘家斷絕往來	與原生家庭很少往來	與娘家有往來，壓力與支持均有	與娘家有往來，壓力多於支持	與娘家鮮少往來	與娘家有往來且支持	與案娘家鮮少往來	與娘家有往來，壓力多於支持
社工服務期間^¹	11個月	10個月	1年10個月	1年9個月	11個月	10個月	1年6個月	4個月
個案	個案1	個案2	個案3	個案4	個案5	個案6	個案7	個案8
高壓控管樣態	1.控制日常生活：規訓、監控日常活動、剝奪喜好與自由 2.隔離人際網絡 3.被塑造為有問題的人 4.貶抑與歸咎：貶抑母職與家務表現、貶抑智能價值、經濟控制	1.隔離人際網絡 2.被塑造為有問題的人 3.洗腦 4.貶抑與歸咎：貶抑就業能力與經濟控制	1.控制日常生活：規訓、監控日常活動 2.被塑造為有問題的人 3.貶抑與歸咎：貶抑母職與家務表現、貶抑貞節、貶抑智能價值、經濟控制	1.控制日常生活：規訓、監控日常活動 2.監控貞操 3.貶抑與歸咎：羞辱貞操	1.控制日常生活：規訓、監控日常活動、剝奪喜好與自由 2.監控貞操 3.隔離人際網絡 4.被塑造為有問題的人 5.貶抑與歸咎：貶抑母職與家務表現、羞辱貞操	1.控制日常生活：規訓、監控日常活動、剝奪喜好與自由 2.隔離人際網絡 3.被塑造為有問題的人 4.貶抑與歸咎/貶抑母職與家務表現	1.控制日常生活/規訓、監控日常活動、剝奪喜好與自由 2.隔離人際網絡 3.被塑造為有問題的人 4.貶抑與歸咎/貶抑母職與家務表現、貶抑智能價值、經濟控制	1.控制日常生活/規訓、監控日常活動、剝奪喜好與自由 2.監控貞操 3.隔離人際網絡 4.貶抑與歸咎/羞辱貞操

1 社工服務期間的計算是社工從接案開始至在研究討論提案時為止。

叁、研究發現

我們以社工員的角度將這群婦女進入服務的歷程歸納為五個部份，包括個案呈現在社工面前的樣貌、高壓控管的手段與特性、高壓控管的效益、個案甦醒的歷程及社工服務與反思。

一、個案呈現在社工面前的樣貌

社工描述個案時有個共同點，即這些個案在社工剛開始接案時似乎都不符合社工心中想像的典型家暴個案，但她們都有些共同的樣貌，例如說不清楚受暴事實、遺忘受暴細節、總是陳述與暴力無關的事，甚至被社工員疑似精神狀態不佳/患有精神疾病，或沒有接受服務意願，使社工認為她們是非典型個案。

（一）她無法說清楚暴力史

在初期階段許多個案難以跟社工說清楚其暴力史。個案1呈現高度焦慮，因此說不清自已的狀況；個案3因為記憶太過痛苦，選擇遺忘暴力細節，即使陳述也容易失去焦點，讓處於高度工作量的社工員不易有耐心聆聽；個案6陳述受暴情境是她和丈夫爭孩子造成拉扯，自己也分不清楚身上的挫傷是被先生傷害的，還是自己撞到的，讓社工誤以為是偶發暴力的個案。以下是社工對個案3的描述。

「問她受暴史她就覺得好像不是很清楚，那怎麼會記不得了呢？她就說，她發現她自己有一種現象，就是自己受暴或是受侮辱的當下，她就很難過，然後5分鐘後她又把它忘掉了，所以就搞得她記憶力變得不太好這樣，所以我問她的時候她就會回答不上來」 (個案3,逐字稿，P.2-3)

個案3除了遺忘受暴細節，在與社工對談時顯得拉拉雜雜、冗長難以聚焦，個案1、4、8在與社工的對話中也有遺忘細節的狀況。

「案主在陳述事情的時候都是滔滔不絕，她可以講很久，如果我問一個問題，她好像就要從盤古開天說起，就是從很久以前的事開始說…這次暴力怎樣，她就會講以前他們怎樣互動，然後她就開始講她婚姻的故事，本來我們好像沒有要問她婚姻的故事，她會講很久，然後就慢慢連到我要問的問題上，可是常常這樣一講，她就會忘記自己要說什麼，講一講她就停下來說，『欸？到底妳剛剛問我什麼』，或是『我剛剛想要講什麼呢？』，她會停下來問社工，或是自己問自己，然後或是說『我自己真的很健忘啊』，她要想一想，她好像頭腦有一種畫面，或者什麼東西、觀點，然後她會去描述這個，然後慢慢地去跳到我要她回答的問題」(個案3,逐字稿，P.2-3)

從社工與案主接觸的經驗來看，許多肢體暴力或精神暴力明確的個案，通報後多能向社工說明幾次重要受暴事件的經過，而面對一些無法說清楚暴力史的個案，社工心中很容易產生一些疑問，而不會將其與「典型權控」個案關連起來。

（二）她老是講跟暴力無關的話

社工在危機處遇初期，重點是與案主討論安全策略。但是這八位個案有的說不清楚暴力事件及遺忘細節，還有的一些個案總是在談與暴力無關的事，如個案1一再陳述丈夫外遇的事令她感到恐怖；個案2會不斷擔心男友（加害人）的感受，忽略自己受暴和被傷害；個案8第一次與社工接觸時，重點不是和社工討論人身安全的問題，而是滔滔不絕地抱怨了40分鐘有關其律師不適任的問題。這些狀況發生在社工與案主認識的初期，社工對案主的認識不多，很容易讓社工感到她們目前遭遇的主要問題並非人身安全全議題。以下舉個案2的例子說明。

「感覺她對施暴，她有辦法接受，還是案主覺得，她自己覺得她對受暴沒有那麼害怕，那她的擔心反而都是男朋友，讓我覺得這些事情好像都有點接不太起來」(個案2，逐字稿，P.2)

個案2擔心的是相對人，彷彿她的受暴並不重要；個案8對社工澄清服務需求的回答也大大偏離社工的期待。因此，「個案總是談與暴力無關的事」讓社工認為案主問題的核心是其他議題。

（三）她總是不斷重覆確認

有三位個案會跟社工重覆確認討論過的事。個案1在採取行動或計畫時，會重覆打電話跟社工確認細節；個案8對同一件事也會重覆跟社工確認；個案6在會談中常會反覆確認討論的事情，特別是法律行動，不只跟社工多次確認、也會跟委任律師重覆確認。以下舉個案6的狀況說明。

「然後在調解期間××[案主]多次打電話問我子女監護權和扶養費的相關權益，那其實都是問一樣的問題，就是小孩扶養費是不是一定要付，然後要付多少之類的，然後我其實在同樣的問題上也回答過很多次，但是感覺××[案主]有一種恍神的感覺，她會說是喔！然後可能過一陣子過幾天又繼續問一樣的問題，然後好像是我沒有說過一樣」 (個案6，逐字稿P.6)

（四）她疑似精神異常

六位社工在陳述其服務歷程時，都提到在初期個案的精神狀態不佳的例子。個案1剛開始跟社工接觸時，她的頭髮很亂、人很憔悴、講話又不清楚，似乎精神狀況不太好；個案6和個案8在與社工會談時看來神情恍惚；個案3的通報單描述個案情緒激動、打自己的頭、被丈夫強制送醫；個案5在警察面前表現得情緒激動，警察認為她反應過度、歇斯底里。

「他[案夫]打她還有踢她，然後她就覺得說很被羞辱這樣子，很沒有自尊，然後就自己突然覺得精神崩潰，她就打她自己的頭，然後她先生就叫救護車要把她送醫」（個案3，逐字稿，P.2）

「…反倒是案主為了反駁先生誣指內容，以及希望警察代為主持公道而顯得情緒激動，案主認為可能因為是男性警員，無法了解自己的痛苦，結果警員全都倒向先生，覺得是案主的反應過度、歇斯底里。」（個案5，逐字稿，P.4）

個案2有時會懷疑暴力是不是真的發生過或是她自己想出來的，現實感與認知似乎出現問題。個案1也會問社工「我是不是一個有問題的人」，個案似乎也覺得自己在他人面前呈現出異於常人的樣子。

（五）她拒絕服務或自覺不值得被服務

我們研究的個案中，有些個案無法說清楚受暴事實，但也有些個案在通報時受暴事實很明確，卻在社工與之接觸時，表達沒有接受服務的意願；個案2、個案5、個案7都曾重覆通報，社工均曾在案主無明確需求或拒絕服務的狀況下，短期服務而結案。個案2在接到社工的關懷電話時會快速掛斷電話；個案5總是告訴社工沒有事，社工無法提供任何服務，但案主卻時常進入家暴通報系統。

「第一次通報時，因為根本很難跟她取得聯繫，取得聯繫以後，案主也表示她不要服務。第二次通報進來的時候，通報內容其實非常的簡單，因口角與男友發生肢體衝突，就這樣一句話。然後，案主電話常常是接不通的，再不然就是說兩句話，就因為男朋友回家就掛電話」(個案2，逐字稿，P3)

個案7由第一位社工短期追蹤，因暫無服務需求而結案，第二次通報後，由另一位社工接案，個案7除了表達不需服務外，其與社工應對的態度莫名有禮，總是怕麻煩社工，嘴上不斷掛著謝謝，並傳達出自己不值得社工幫助的想法。

「她是怕耽誤我太多時間，然後離開的時候她也不斷鞠躬跟我道謝，然後說其實他不需要我再服務他，然後她狀況也不會改變這樣。然後後來離開也是不斷道謝」(個案7，逐字稿p2-3)

總之，這八位個案來到社工面前時都與社工心中的典型個案不同，她們有的無法說清楚遭受的暴力、遺忘受暴細節，有的疑似有精神疾病，讓社工一開始很容易誤以為這些是「非典型個案」，有的個案甚至明確表達不需社工服務，而無法進入服務流程。這八位個案在社工持續服務下，社工慢慢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她們遭受的暴力，除了一般家暴防治體系認定的肢體暴力、精神暴力之外，有更多是日常生活中各種隱微暴力，而這些隱微暴力對她們有深遠的影響。她們所遭受的暴力及暴力的效應是接下來要分析的主題。

二、高壓控管：日常生活的隱微暴力手段

一般而言，受家類型可被區分為肢體暴力、精神暴力兩大範疇。肢體暴力指身體某部位遭到傷害，有的被害人身體有明顯傷勢、或曾被勒掐脖子致其無法呼吸等，是最容易被指認的暴力類型，因此也幾乎等同於一般人談論「家暴」的代名詞。精神暴力較常見的是辱罵、威脅、恐嚇，致使被害人心生畏怖。在了解這八位個案遭受的暴力時，她們有些的確受到明確的肢體暴力、精神暴力，有一半以上（五位）更曾被列管為高危機個案，但這些個案特別的是如個案1所說的，她遭受的大部份暴力是「保護令庭看聽」手冊沒有寫的，是一連串、對其生活細節的各種控管手段。

美國學者Stark（2007）從其實務經驗說明，許多受暴婦女認為最令她們恐懼、傷害她們最深的並不是某次的肢體傷害，而是施暴者千奇百怪的生活控管。Stark提出以強制控制(coercive control)而非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來指稱婦女遭受配偶的暴力與不當對待，他並進一步指出，強制控制包括肢體暴力（violence）、威脅恐嚇（intimidation）、孤立（isolation）及日常生活控管（control）。前二種類型已為國內家暴防治的學者及實務工作者熟知，本研究不再多做分析，因此，將重點放在後兩種暴力手段，並將之統稱為「高壓控管」。

本節我們將以「控制日常生活」、「監控貞操」、「隔離人際網絡」、「將被害人塑造為有問題的人」、「洗腦」、「無邊際的貶抑與歸咎」等面向來呈現八個案例高壓控管模式中加害人特殊的暴力樣態、手段，並進一步歸納高壓控管模式的特性、以及不平等的從屬關係如何被建構的歷程。

(一)控制日常生活

加害人控制日常生活的手段有「規訓、監控婦女日常生活作息」、「剝奪婦女喜好與自由」。

1、規訓、監控日常生活活動

社工描述個案時，共有七位個案受到加害人規定或監控日常生活作息及活動。個案1的丈夫規定她每天只有買菜及倒垃圾時可出門，並進一步規定她出門活動的時間；規定她煮飯洗米水的精準份量；若丈夫不睡覺，她也不能睡覺。個案3與丈夫分居後仍迫使案主讓他自由進出案主的家，而且丈夫不讓她接送子女上下學。個案5的先生會要求家裡要非常乾淨，若有一丁點不乾淨，例如一根頭髮或水漬，先生就會因此不斷叨念案主或是指責案主是個懶惰的人，有時甚至也會因此辱罵案主的父母。個案6也有類似家務及潔癖的要求，她曾被丈夫命令將幼子的圍兜兜連洗了五次、加害人還是不滿意；家中地上掉了一粒米飯、地上有狗毛等，加害人就姿態兇悍地要求她下跪。

個案7的生活作息需完全以先生為中心，在固定時間起床做早餐，先生出門後會常打電話回來查勤及交待事情，因此個案7不敢隨意出門，就算是正在買菜也要交代自己多久之後就會到家；家裡的生活費雖是案夫給的，但案主必須記帳，讓案夫過目自己花費了哪些家用，案夫不准案主拿去用在任何跟子女有關的事情上，平時也不准案主跟案子女聯繫，如果被聽到的話就會被罵幾個小時。個案8工作時丈夫在旁監視，她更衣或上廁所，案夫也會突然開門查看案主有無跟別人通話；另外，案夫幾乎每天檢查案主的發票、通聯紀錄、郵件和社群網站等。個案4的生活更是宛如遭受情治人員監控，社工轉述個案的生活處境：

「先生監視她的一個證據…這是她先生在跟蹤她的一個紀錄…就是個案的一個行事曆，然後去記錄說…一些數字跟文字，那數字就是1030O[後面是英文字母]，然後1640C這種，那我就問她說O是甚麼事的，她就說O是OPEN，我[案主]工作是開門，那C是關門…就是他有去不斷的在監視她在工作是開門關門營業的時間嘛，然後也記錄她外出的時間…她先生曾經會跑到後陽台，從後陽台窺視在房間…在睡覺的她，然後也常常跑到她的房間裡去盯著熟睡的她，那她曾經有過一次半夜醒過來就看到她先生蹲在她旁邊傻笑…案夫除了有跟蹤她的行為之外，也會清點她內衣褲更換的情形，然後不定時會翻廁所的垃圾桶，查看她有沒有使用過的衛生棉」（個案4，逐字稿，P.4）

個案4的丈夫並不是在她身邊控管或監視，而是在案主不知情的狀況下窺視及記錄，包括她開店關店的時間、穿或換洗的內衣褲、甚至是睡覺的樣子。根據社工說明，個案7的案夫還會記錄她的衣著、她去那裡、她友人的電話等等。

高壓控管最常見的樣態就是控制被害人的日常生活作息及各種活動，雖然細節或特定要求不完全相同，但多關於是作息安排、家務的要求及被害人行蹤的掌控、何時該做或不該做什麼事，加害人彷彿是在制訂被害人的「家庭生活規範」。

2、剝奪喜好與自由

上述規定生活作息時間其實也隱含了剝奪被害人安排時間及生活的自由。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看到加害人在更多層面剝奪被害人的自由及喜好的例子。例如上節看到個案1的丈夫規定她出門可做的活動和可出去的時間，另外，個案1喜歡看書，案夫卻不讓她看書，甚至連她吃東西的喜好也要控管，社工在研究討論中曾唸過一段個案1所寫的話：

她是說她先生「在吃飯的時候要一盤炒花生，他發現我們不吃的時候很不高興，他強迫我們要夾進碗裡，我說不要，他說妳以前小時後也常吃花生，現在不肯吃就是瞧不起他；他趁我去幫他添飯時，強迫孩子們夾花生在我碗裡，並且淋上湯汁，我回來時難過的說不出話來，因為這是全面性的否定我有選擇權，女兒因為拒絕照做，他憤怒的命令她到屋外罰站」（個案1，逐字稿，P.26-27）

個案5和個案6的丈夫則管控她們的穿著，個案6說自己衣櫃中的衣服都是前夫買的，也是前夫排列的。我們在前一節看到個案7被限制在家中不敢隨意出門，社工轉述個案7的心聲：

「有時候她做好晚餐，七點做好晚餐，等了好一陣子先生都還沒有回家，那想說他今天可能又半夜才會回來了，所以她就會自己騎一個腳踏車去附近繞一繞，但是只要她一回家發現先生也回來了，她先生就會說你去死一死好了，你出去是被人家幹，那樣很難聽的話、侮辱性的話…她說她很希望她有一個光明磊落的理由讓她每天可以出門，那她覺得這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個案7，逐字稿，P.6）

個案7說出她沒有出門的權利與自由的無奈。看書、穿著、吃飯、外出等一般人覺得再自然、簡單不過的喜好與自由，對這些遭受日常生活控管的人卻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另外，表面上個案7有案夫的提款卡，可領錢用於家庭所需，但用途都要案夫核可。個案5是家庭主婦，也少有出門的自由，許多個案都告訴我們，出門的自由受限跟丈夫懷疑她們外遇有很大的關係。這讓我們進入另一種控制手段的討論－監控貞操。

（二）監控貞操

根據我們的研究，加害人有各種方法來監控妻子的貞操，監控貞操是加害人高壓控管非常重要的手段。個案5的生活被丈夫不斷質疑有外遇：

「那個案會通報起先是先生懷疑她不忠…這一次個案去菜市場的時間比較長，可是反而買回來的東西比較少，[案夫]就會懷疑個案是不是偷人，或者是這一次的通報就是有歌友幫個案…然後先生就覺得說個案是不是跟人家有曖昧關係，或者是個案是意圖勾引男人，那這些其實都可以成為先生不斷辱罵或無理取鬧的開端，那有時候個案是說辱罵會長達好幾天、一個禮拜，甚至一個月，然後不高興的時候就會拿這件事情出來講，那這個個案其實跟先生年齡相差十八歲，那其實個案說年輕的時候先生就是會嫉妒自己漂亮，然後也常會懷疑個案跟別人有染，所以個案跟誰說話，先生就會以為個案喜歡別人，聚餐的時候個案如果和某位異性舉杯的時候剛好比較一致，先生就懷疑個案跟人家曖昧，那個案有一次去菜市場買菜，先生去菜市場沒有找到個案，先生就因為這樣強迫個案去醫院檢查下面，近幾年先生不斷懷疑子女是個案跟鄰居生的啊，要求子女要進行DNA的檢測」（個案5，逐字稿，P.3）

對個案5的加害人來說，妻子的行為彷彿充滿著不貞的符碼，需要他一一解密。

個案4的丈夫清點案主的內衣褲、在房間找陰毛、記錄妻子的行蹤、衣著等，其核心的思想也是在生活細節上偵測妻子的忠貞。因而個案4常被案夫強迫發生性行為，若不從案夫就會辱罵她，或是在天冷時不讓她蓋被。個案8形容丈夫經常懷疑、幻想她有外遇，如果學生是男生，案夫會在旁監視她教課；案主在工作、上廁所的時候，案夫也會突然開門，查看案主有沒有跟別人在通話；案夫也幾乎每天檢查案主的發票、通聯記錄、郵件和社群網站，並言語羞辱、恐嚇要拿刀刺案主、唆使他人毆打她，或找人輪流性侵案主。

在表面上對妻子貞潔的合理要求下，加害人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將被害人的行為解讀為具有不貞的意涵，進而施展各種監控手段。

(三)隔離人際網絡

限制被害人和外界聯絡也是常見的控制手段之一。以上節個案5及個案8為例，加害人以維護女人貞潔、防止妻子外遇為名，監控案主的人際網絡，此類監控通常隱含著要被害人減少與外界聯絡、疏離人際關係的意涵，案主5因而不常出門，為了不讓加害人有話可講；個案8除了被嚴密監控交友狀況外，她與丈夫在外地生活時，被丈夫限制只能待在幾坪大的宿舍裡面一年多，不能外出。前亦提及，個案7因為丈夫在住家附近工作，會常打電話回家查勤，個案7因而很少外出；如此以電話監控案主的行蹤也是隔離案主與外界聯繫的手段之一。個案1的丈夫除了限制她出門的活動和時間，斷絕她和他人的連結外，並會塑造案主是有問題的人，讓案主漸漸失去親友的支持或人際關係。

案主2的相對人則多是以愛為名限制她的交友，甚至限制她和社工聯絡。

「自交往以後，案主不能與異性友人有任何聯繫之外，男友也不准案主在網路上與異性互動，同性密友及妹妹也因為對於男友會施暴，而對男友反應，男友也一併不准案主與他們太親近」（個案2，文本，p1）

「那我[指社工]覺得當然男朋友對於我這個人出現，是一直有施壓給案主，那最近提出的條件就是要案主跟我斷絕關係」（個案2，逐字稿，P.3）

另外，個案2的男友並說服案主放棄工作，事實上也減少案主與外界接觸，更依賴她與男友的關係。

(四) 將被害人塑造為有問題的人

本研究的八個案例，至少有六位相對人均將被害人塑造為有問題的人或有精神疾病。個案1的丈夫在案主的友人面前塑造她為有問題的人，讓友人不相信她；個案8的加害人也不斷在親友指責案主有產後憂鬱症，家暴是她捏造的；案例2、3、5、6，加害人在通報或面對外界時（醫療人員、警察、調解委員等）均強調被害人有憂鬱症或精神病，將通報責任歸責於案主，或指稱案主不適合擁有監護權等。

（五）混淆被害人認知：洗腦

「洗腦」的手段在社工腦海中彷彿只應出現在電影中對戰俘或間諜的控制手法，但在個案2中我們也窺見洗腦手法的一角。讓我們來看社工的文本：

「案男友曾經毆打案主在地…又企圖造成案主暈眩,但又無法驗傷。案主不舒服因此就醫時，因無法驗傷只好做罷，但是男友反而會繼續指責案主就是神經質，你看吧！連醫院都不相信你，讓案主越來越自我懷疑。案主過去有被打到腦震盪、全身有瘀傷的狀況，案主表示，男友帶他就醫，要求他辯稱為自己出車禍，並且親自填答放棄住院醫療的同意書。案主自交往後憂鬱症因而嚴重，男友會將案主的藥丟掉，不准案主吃藥，卻又一再與案主爭執，並在吵架之後叫她為神經病。還曾經激怒案主之後，叫救護車想強制案主送醫，但因兩人還無婚姻關係，案男友不為家屬，因而作罷。案男友常常稱案主為神經病來激怒案主，並且讓案主失控，然後再告訴外界案主常常是一付歇斯底里的樣子，所以有問題的是案主，而不是案男友…上述的對待,很清楚的是一種暴力的對待，不論是身體上或是精神上的虐待，都是很清楚的。我一邊對於暴力的狀況感到心驚，有想一再確認案主人身安全的慾望，但同時讓我疑惑的是案主的詢問，而她的詢問反而更讓我心驚胆顫，案主一直問我的問題是:『所以，不是我有問題,對不對？』當我極力的給予她肯定時，她又會幽幽地說：『他都說這些（暴力）是我想像出來的，一切是不存在的』」（個案2，逐字稿，P.2）

案例2的加害人利用案主對他的情感及案主對關係的重視，並巧妙擷取事實的有利部份，如驗不出傷、案主的憂鬱症狀或情緒失控等，企圖影響、甚至抹滅案主對「暴力」的經驗、看法與認知。

（六）無邊際的貶抑與歸咎

八個案例的被害人最常見的暴力就是辱罵、嫌棄、貶抑、歸咎，充斥在她們的日常生活中。如我們在「控制日常生活」一節已指出，個案5和個案6的加害人以清潔為由，嚴厲要求個案將家中環境打掃地一塵不染或將孩子的衣物洗得雪白，不合其標準就是辱罵、貶抑被害人。除了家務清潔之外，女性妻子和母親的角色、範疇、能力與資格都是相對人貶抑的重要標的。

1.貶抑妻職、母職與家務表現

除了清潔的要求，個案6被丈夫及婆家人羞辱指責的內容，均圍繞在她母職的能力上：

「婆婆會干涉說×[案主]要帶女兒去哪裡活動，譬如說案主如果要帶女兒去夜市或去泡溫泉的時候，這些都是婆婆覺得骯髒的地方，那婆婆大姑小姑都會一起罵案主是瘋子，那甚至是在喜宴的公開場合也是這樣子，就是瘋女人、髒女人等等的語言不斷的羞辱他，那案主的先生也曾經這樣對待他，然後因為教養方式的差異，先生跟案主的想法不同的時候，就會罵案主三字經、王八蛋，然後案主說曾經有連續罵三個小時，而且聲音是大到用咆哮的一種方式，然後也曾經動手推過案主，那案主的女兒兩歲大概兩歲，那先生在罵案主的時候，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他說我要把女兒帶走不讓你看…她這一次暴力的一個脈絡…那她就說就是這次是被婆家人在公開場合，就是喝喜宴的場合羞辱，因為她女兒好像吃東西有稍微沾到衣服，所以就是婆婆就說妳是髒女人，然後沒有顧好女兒之類的，然後事後就是案主跟先生，先生有在罵案主這件事情，然後案主忍不住回嘴，他覺得自己很委屈，然後先生又動作就說那我要把女兒抱走，然後案主為了保護女兒就是跟先生拉扯…」（個案6，逐字稿，P.4-5）。

個案6是位職業婦女（在職場上是位主管），但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工作下班後面對的是婆婆及丈夫對她的家務、照顧女兒近似「強迫症」的要求，要隨時隨地維持一個「完美」、「極盡整齊清潔」的家和子女外表。另外，曾有一次在吃飯時，個案6曾在稀飯中加醬油也被丈夫氣到用醬酒瓶丟擲。這個案例並隠含著夫家的生活習慣、家務與母職標準是唯一的標準，不達標準就會被羞辱、責罵、處罰。

個案3是一位努力盡職的家庭主婦，她曾自陳她最重要的就是「當一個好媽媽」，但是不管她的表現與努力，子女只有任何一件事不聽加害人的話，加害人就會歸咎是案主的問題，天天稱她是「壞媽媽」、「超級壞媽媽」，並用「要打媽媽」來要脅子女聽話；再者，因個案3是再婚，他不叫她名字，總是稱她「離過婚的女人」，並不斷高分貝叫孩子吃飯，威脅孩子若不吃要打媽媽。案例3中「離過婚的女人」的稱呼再次突顯社會文化對女性貞節的要求，「女性再婚」、她事奉過兩個男人，本身就是一個可被攻訐的污點。反之，我們很少聽到有人稱呼一位男性是「離過婚的男人」，或是如此描述有性別上的貶抑意涵。另外，案例3也顯示出我國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兩性分工，隱含著母職、子女管教是妻子的本份與責任，「爸爸叫不動孩子吃飯」並不是這位父親親職技能的困擾、或是深究孩子不吃飯的原因（事實上在案例3，孩子早已在晚餐時間由母親餵飽，相對人總是在較晚的時間帶食物來強行要孩子吃下），而是不證自明的，是母職有缺陷的象徵，理當可被指責與歸咎。

個案5也常被丈夫指責洗碗洗不乾淨、偷懶、沒把小孩教好、不是稱職的母親等等。事實上，個案5曾向社工表示其四十年來盡心盡力的把先生、小孩照顧好，先不論每天三樣的水果、先生、兒子的頭髮、眉毛都是案主修剪，家中的窗簾沙發套也都是案主自己縫紉而來，而先生卻仍怪罪她是個懶惰的太太，或是對子女成就或是行為的不滿意也都通通歸責在案主沒把小孩教好。對案例5的加害人來說，貶抑妻子的家務與母職是不需有事實基礎的，彷彿他－一位男性、她的丈夫－天生就可以這麼做。

個案7被先生認為是沒有說話權力的「廢物」，意見也只會被當作「垃圾」；案夫並因自己與子女關係不佳而不准案主與子女聯繫，若被案夫發現就會被罵幾小時。社工更進一步整理出案主陳述被案夫歸咎的事：

「在生活中…[案夫]找不到牙醫也是個案的錯，他被蚊子叮也是個案的錯，出門忘記帶傘然後下雨也要罵個案，最近的一件事是他自己出去喝酒，喝醉了就路倒，打電話叫個案去接他，個案也拖不動他，就只好叫警察來幫忙，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先生就一直罵個案沒用，說這麼簡單的是你都做不到，然後一直打他說我恨你呀，一直打一直打，警察協助她把他送回家後，先生發現他一萬多塊的眼鏡不見了，這個就可以先罵她一頓了，後來他再去配了一支眼鏡，但沒有原本那隻好，也是罵個案，說一切都是因為個案讓他心情不好，他才會去喝酒，才會掉眼鏡，才會配一副爛眼鏡，他的邏輯就是這樣…最近身體出現了老化的跡象也是因為個案長期以來都是因為個案沒有叫我注意我的身體，現在才會變這樣，生活中隨時都是一些你根本沒辦法理解的指責，千錯萬錯都是個案的錯。」(個案7，逐字稿，P.4)

個案7的丈夫歸咎案主的事可說千百種，背後似乎有一個「妻子要無微不至照顧丈夫」的邏輯；而「千錯萬錯都是她的錯」的感受，與個案5「被指責不需事實基礎」的特性相似，道盡了加害人無邊際的辱罵與歸咎的無理與虐待本質。

2.羞辱妻子的貞操

除了妻子與母親的職責角色要求外，本研究也發現，加害人指責辱罵的另一個重要標的就是妻子的貞操。我們曾在「監控貞操」一節時提到個案4、5、8的貞操被加害人嚴密監控，除了監控之外，不需有事實根據，通常加害人會有無止盡的懷疑、羞辱、指控與辱罵。個案5告訴社工，先生只要一點小事懷疑她外遇，就會不斷辱罵，有時辱罵長達好幾天、一個禮拜、甚至一個月，因為只要先生心情不佳，這些就會是先生可以拿來不斷反覆辱罵的內容。另外案例5的先生有時也會故意觸碰案主身體，讓案主誤以為是要行房，然後羞辱案主是妓女，或是羞辱案主的生殖器官外觀等。

社工在整理個案8法律訴訟的逐字稿時看到案主時常遭受的侮辱：

「當我在協助整理逐字稿內容，畫重點的時候，這些『不要臉的女人』、『你是個淫娃』、『中標』就是指案主得到性病，『不得好死』、『你這討客兄的女人』、『算命的說你腳很開』、『你是什麼出生的』、『人家都說你不夠資格嫁進來』、『都是你母親的罪，你看你母親腦袋空空』」（個案8，逐字稿，P.3）

加害人羞辱案主貞操的語言非常多元，有時從道德上批判她（如「不要臉」、「淫娃」）、從肢體外觀上佐證（如「腳很開」）、詛咒身體健康（如「中標」、「不得好死」），甚至牽連到出身或母親等，令人眼花撩亂。

3.貶抑被害人的智能與身為人的價值

辱罵與貶抑的標的除了妻子與母親的角色外，還有一種是直接貶抑案主「本人」的智能與價值。最常見的就是常說被害人笨、沒能力。個案1和子女常被丈夫辱罵笨蛋、一起受罰；個案7的狀況是：

「案夫時常將案主貶抑得一文不值，說案主沒能力、沒錢、很笨、也沒人可以靠，自己是看她可憐才會娶她、留在她身邊，看到電視上某名人受家暴的新聞，還向案主說人家那麼強勢有能力的人都被打，何況是你這種角色，被打也是理所當然。」(個案7，逐字稿，P.3)

加害人的貶抑不需原因理由，也不需事實佐證，案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標的。貶抑及剝奪自我最極端的例子是個案1被加害人以命運為由（案夫以個案1的原名算命，但運勢不佳、因而需改名）強迫案主婚後使用另一個名字，放棄她原有的名字；名字是一個人的象徵，否定名字正如否定她個人一般，連自己要如何被稱呼也無法自己決定，婚後的她與婚前的她彷彿是截然不同的生命體，需要被改造。

4.貶抑就業能力與經濟控制

被害人就業能力也是常見的加害人貶抑的一個向度。我們研究的八個個案有五個個案沒有就業，加害人會利用此來詆毀婦女能力，讓婦女相信自己沒有能力可以賺錢。個案7曾經向案夫提過想要去工作，卻被否決並羞辱了一頓：「養你這個畜生，去賺那一點點錢，不如滾出去」。有的加害人用柔性方法及疼惜的語言勸案主不用工作，如個案2的例子：

「甚至案男友也說服案主放棄自己薪水不錯的打工工作，因為案男友說其實案主的能力沒有那麼好，工作其實也太辛苦了。」（個案2，文本，P.1）

事實上加害人限制案主的發展及獨立能力、而又不相信及貶抑案主的就業能力。

個案1在婚前當到主管，但婚後應丈夫要求而離職，但是丈夫對金錢用度很苛刻，要個案1一天只能用兩百元。個案3與丈夫分居後，即使需養子女、甚至案夫天天到案主家報到，但他都不提供任何家用，造成案主貸款、負債；有時案夫需要錢周轉，也會要求案主向銀行貸款再借給他；或在離婚後，前夫要案主買他的房子，利用案主以能有現金可周轉。個案7的先生要核對每一筆支出。限制被害人外出工作、不給家用、不付子女生活費、使案主負債、控管所有支出等都是經濟控制的手法，讓被害人在經濟上無法獨立。

本節用了許多篇幅描述八個案例中婦女遭受的貶抑與歸咎，顯示這類日常生活中的隱微暴力的出現頻率高、手段綿密細緻，加害人貶抑與歸咎的內容多元，特別是婦女的智能、母職與家務、妻子的貞操與貞節及經濟能力。

三、高壓控管模式的運作與特性

本節將呈現「高壓控管」模式如何在關係中逐漸被建構、而形成極端不平等的關係。綜觀八個案例，我們歸納出以下六點。

(1) 連續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瑣碎且不一定具攻擊性的行為

從上節所述，這些高壓控管手段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細細瑣瑣地管控被害人的日常生活細節、喜好、交友、外出，被害人身為妻子與母親的角色職務等大小小的事都可能被責備與貶抑。相較於對被害人直接的施暴、傷害，它的攻擊性看起來是微小的，因而容易讓人忽視其重要性。但正如Stark（2007）所說，婦女連續受暴不應被當做一次又一次的獨立傷害事件，家暴最重要的特質之一是其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它是連續性的發生，效果是累積、相乘的。

(2) 加害人掌握詮釋權並操弄外界對被害人的觀感

我們在上一節「隔離人際網絡」和「將被害人塑造為有問題的人」二部份已看到，本研究中許多相對人擅於將「有問題」、「精神疾病」、「有外遇」等負面標籤貼在被害人身上，而加害人在外特別會展現出自己禮貌、理性的樣貌，讓外界(包含正式資源)、甚至是理應站在被害人這一邊的親友們，都對被害人產生質疑或是責難。加害人擁有對關係、對暴力的詮釋權，模糊是非焦點，狡詐的避開施暴的責任，讓被害人陷入更孤立無援的境地。個案2的加害人就是一個經典的例子：

「男友在facebook上向眾親友同學寫出案主有憂鬱症又個性糾纏,因此要與她分手,並且寫出她眾多罪狀,讓案主面對外界的形象是一個精神容易失控的女生,並且糾纏著男友不願意分手」。（個案2，文本，p2）

「精神疾病」是許多加害人會使用的有力「武器」，他們利用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錯誤認知、甚至是排斥的心態來影響大眾對被害人的印象，並獲取外界認為「他（加害人）才是正常人，講的話比較可信」的印象。即使被害人無精神科的就醫記錄，加害人也會利用一些徵兆，影射被害人為有問題的人。也因此，遭受高壓控管的被害人常會越來越孤立，即使向外求助，也會因為加害人對其精神疾病或暴力成因的刻意放大或扭曲，而容易受挫、受阻。

(3) 高壓控管手段具隨地取材、即興發揮的特性，被害人難以預測及逃脫

高壓控管的手段存在於日常生活的活動與互動中，從上一節的描述可看出許多加害人在生活中隨地取材、即興發揮控管本質，如個案5的每個動作彷彿是外遇的符碼，都可以被加害人拿來指控妻子；個案4的先生從清點內衣褲、尋找地上的陰毛、廁所裡的衛生紙或衛生棉、案主外出時間等等來記錄、掌控妻子的行為；個案7的先生更是將所有不如意的事（找不到牙醫、被蚊子咬、被雨淋、自己喝酒、醉倒等等）全數怪在妻子的頭上。

因為加害人隨地取材、即興發揮施展控管，因而這種暴力才稱為「高壓」控管；而也因此，對被害人來說暴力總是難以預測、不易預防及擺脫，即使避開一個、總會再有新的手段或指控的理由產生。

(4) 加害人建構自己在家中至高無上、絕對正確的權力地位

加害人運用上述暴力的手段與特性，主宰及重建被害人的生命及生活秩序、剝奪被害人各面向的自由權、發言權與求助可能，讓被害人順從，所有的事情要如何做、如何被評價都是加害人說了才算數，加害人建立自己在家中至高無上、絕對正確的威信與權力的地位。因此我們的服務經驗中，許多被害人都用「惡霸」、「太上皇」、「王」等字詞形容加害人。在案例5的討論中，社工描述道：

「案主也常形容先生是家裡的『王』，因為先生有嚴重潔癖，案主常說先生洗澡就是要90分鐘且不容許被干擾，誰干擾一定就是三字經不斷，因此只要先生洗澡一家人就得憋廁所，如果有急的狀況還得跑到外頭商店借廁所。案主曾經自述像一隻狗，只要先生說什麼，案主就得馬上回應，深怕一怠慢又招來案夫的責難。」（個案5，文本，P.2）

家庭應該是最讓人放鬆、自在的場域中，這群婦女在家中卻少有發聲的機會與位置。對於明確的暴力事件，個案2的加害人居然會巧妙運用洗腦的手法來混淆她對暴力責任歸屬的認知，他更在一次毆打案主之後，巧妙的運用「專業人士」的評估為自己背書：

「她男朋友諮商回來呢，一面揍她一面跟她講說，我告訴你喔…心理師說那個我就是有目睹，就是目睹暴力，所以呢我…這是我的創傷反應，就是打人」(個案2，逐字稿P.11)

讓個案2一時找不到反駁的理由。在加害人藉此不斷強調自己施暴正當性的同時，也等同於在剝奪個案對所有不平等對待、或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侵犯的反抗，進而達到建構關係中自己「絕對正確」的目的。

（五）高壓控管模式背後由傳統的性別意識型態支撐

細究本文所述之高壓控管手段，可發現這些日常生活管理、監控、貶抑等手段多數和個案的妻子、母職的角色及負責各種家務的內涵有關，從日常生活中規定洗米、打掃、洗碗、家中及衣物清潔的程度、妻子的貞節及貞操、照顧教養子女、不讓妻子外出工作等，這些暴力背後有「男尊女卑」、由丈夫決定一切的性別權力意識型態，及「女主內」（即使妻子有工作仍需負責家務）、女性負責家務的性別角色分工有關。

這樣的性別意識型態不只是加害人的理念，被害人、親友、甚至社工、警察等也多少共享這個理念，因此有時不會在第一時間感到這些是控制的手段或是有問題的。加害人的目的就是在目前看似兩性平等的社會中，重現傳統的性別角色及性別意識型態。

(六) 被害人內化加害人標準或價值，並自我規訓

或許因為加害人的強勢規訓，不遵守就會施以肢體暴力等懲罰性手段，或者因為高壓控管手段背後有社會文化共享的性別意識型態支撐著，許多被害人會漸漸內化或同意加害人的規範、要求、標準或價值，並進而自我規訓。譬如應該把家裡整理乾淨、把孩子照顧好、定時把每餐準備好等等的要求，乍看之下好像也是一個太太、母親或是家庭主婦被期待擔負的責任，因此就算加害人要求的標準誇張、完美到吹毛求疵的程度，被害人似乎一時也難以用絕對的對錯標準與加害人抗衡。

個案5認為貞操是女人的第二生命，因而穿著要特別考量、也會自律地減少與異性碰面的機會，以免讓丈夫可機會懷疑或攻擊她。個案6會認同加害人要求的對女兒的清潔或照顧觀念（如不要被蚊子咬），並盡可能地一洗再洗或做各種防蚊措施。個案7則定時準備晚餐、菜色搭配也會自我要求：

「她先生跟她有一種扭曲的信任感，扭曲的默契與信任感…比如說她會把家事什麼都弄得很好，我覺得個案也變成一種，被要求之下，長久以來已經變成個案的信念和習慣了…他也跟我提過他覺得說，他每天準備晚餐就是說幾菜幾湯，水果，這是一定要達到的，這也是她覺得…我就是應該要這樣準備的。」(個案7，逐字稿，P.15)

「我問過案主如果沒有在時間內準備好晚餐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案主愣了一下表示不知道，因為她從來不曾這樣過。」(個案7，文本，P.3-4)

也有些被害人則熟知加害人的規定與處罰方式，若不符規定甚至會啟動自我規訓的機制，自己處罰自己。個案1就是一個例子：

「在家煮飯時，先生規定她煮飯水不能超過刻度，有次她沒算好，多放了，她發現先生看了她一眼，她就覺得，她被發現了，馬上自已去外面罰跪。」(個案1，文本，P.3)

許多個案都提到類似的自我監控、自我規訓的狀況，這樣的自我監控宛如傅柯描述的圓形監獄的監控效果1。因為加害人擁有高高在上的權力地位，加害人隨時可監控、檢查被害人，二人的親密關係、生活密切程度又讓加害人可以了解被害人的生活習慣及各種隱私，被害人彷彿被圓形監獄的探照燈照著，呈現出傅柯所言的「強迫性的可見性」。加害人有各種監控機制、不定時抽查與處罰，有些甚至是社會文化強調的價值，讓被害人形成自我監視與規訓的效果。

許多被害人長期面臨日常生活的隱微暴力，若由單一事件來看，很難被理解為一種暴力樣態。但是如果我們試著將這些瑣碎的規定、監控、貶抑、歸咎等放入被害人日復一日的生活中，想像被害人天天所受到的限制、每天頻繁地被羞辱、責罵，規定甚至隨時會改變；不難感受到這些婦女遭受的精神暴力其實非常嚴重。相對地，也不難理解加害人意在藉由這許許多多隱微卻無所不在的權控手段，來建構一個性別不平等的關係。

四、高壓控管的效應

在理解加害人施展的高壓控管手段及特性後，接下來我們將視角轉移到被害人遭受高壓控管的效應。在生活中，加害人其實霸佔了生活的主導權，要求被害人聽從加害人設立的各種原則、避免再做出加害人所不喜歡或不允許的行為，高壓控管最顯而易見的效應，就是被害人順從加害人。

（一）順從

許多個案面對完全無彈性的規定或不合理的指責，通常會嘗試溝通或解釋，但總是發現無效或引來更粗暴的對待，被害人轉為以順從的方式因應。個案6和個案7是明顯的例子。

「案主發現溝通無效，只會引發前夫對案主更激動或更不屑，案主只能選擇一再吞忍。案主也順從前夫的期待，加強、反覆清潔家裡環境，案主覺得很累，也一直活在恐懼當中」（個案6，文本，P.4）

「案夫的情緒起伏非常大，只要想發洩情緒，即使半夜三、四點也會將案主挖起來辱罵或是毆打，不讓案主休息或睡覺，期間若案主想要辯駁或試圖離開，都只會落得被打罵得更慘的後果，且案主認為案夫的口才很好，自己說出一句反駁的話，案夫都有辦法見縫插針的指出更多案主的不是，故案主後來都學會盡量閉嘴，幾個小時安靜的被罵、被羞辱、被指責，等案夫發洩完就沒事了。」(個案7，逐字稿，P.4)

個案7在面對丈夫的虐待，曾嘗試反抗，但得到更慘的後果。個案7因而只能選擇閉嘴忍受和順從，帶來最小傷害。甚至案夫帶案主出國遊玩時，也在眾人面前被羞辱責罵，個案7向社工表示自己一點都不想去，也一點都不享受，只是因為不敢拒絕案夫的要求而答應。

除了希望減少傷害或因為恐懼而順從外，被害人也會因為其他理由而順從，個案6在與加害人離婚後為了能順利探視女兒而順從對方的親近。案例3的加害人在夫妻分居後，為了進被害人家門，自己與友人一天24小時站崗、且辱罵被害人、並利用鄰里壓力迫使被害人順從：

「孩子就跟她住在一起，但是先生就每天來接送他們這上下學，不准她接送。我[社工]說『那妳怎麼不會那個…就不要讓他來啊，不要讓他進來就好了』，她說她有啊，她有拒絕過，可是她先生就會一整天喔，站崗在門口，一直按鈴、一直按鈴這樣子，我說『那妳先生不用上班嗎？』，她說有，他上班之後，他就跟他另外一個朋友兩個人輪班，就坐在他們家門口，他們家中庭咆哮『誰誰誰，離過婚的女人』，然後大罵三字經，『都不給我開門』什麼什麼這樣，然後她壓力非常大，逼不得已最後就只好開門，然後整個過程管委會也來跟她講，鄰居啦，警察也說『妳先生就來看小孩妳就給他看』，搞得她也沒有辦法，就只好接受」(個案3，逐字稿，P.6)

此案例的加害人甚至利用社會文化中認為「父親探視子女是天經地義」的理念，及鄰居不希望吵鬧不休的心理順利達到目的。個案2是為了維持與男友的關係而順從男友：

「案主真的很容易給出放棄自己人身安全的承諾，在學校的開會時，案主向男友及其母親保證不會去聲請保護令影響男友，在學校開性平會時，案主也表示受暴是自己亂編的，其實沒有被打的事情，是自己去撞傷的，為男友圓謊，放棄自己的權利。」（個案2，文本，P.2）

個案2不惜將自己的信譽交出去，也要「順從」男友、否認自己受暴的事實，表面順從及案主「有問題」的表象下，事實上是她的男友利用她對親密關係的渴望操縱她。

我們在上一節看到這八個個案遭受的高壓控管手段都不是單一的，而且都是綿密地被鋪陳在她們的日常生活中，她們可能曾不想照做，但可能因為恐懼、減少更大的傷害、社會文化壓力、甚至為了維持親密關係等各種原因而順從加害人不合理的要求或暴力對待；從加害人會用更強硬的暴力方式或更幽微的心理操縱方式來看，加害人高壓控管的目的與效應是在塑造一個「順從的女人」，以維持他至高的權力地位或達到他的私人目的。

（二）揮之不去的恐懼

本研究的起點為一個個案所說的「我的社工不懂得我的恐懼」，高壓權控的重要效應之一就是被害人在被控管下，心中形成深深的恐懼。因為被害人日常生活被監視或管理，生活中有各種限制、各種貶抑更是不斷、連續性地、頻繁地存在生活中，而且具有任意性、難以預測，形成被害人的恐懼。

個案6被夫家的潔癖及各種管教子女方式折磨、個案7的丈夫將所有不好的事都歸咎於她，兩人都活在「做什麼都錯」的恐懼中。個案1被限制行動自由、剝奪喜好、她和子女常被責罵；個案3在分居後仍被迫接受丈夫侵入她的生活、決定她可扮演的角色、丈夫一點不滿就是高分貝地叫罵；兩位個案每天時時刻刻、一言一行都懷著擔心加害人會生氣、不滿的恐懼。

個案4和個案8則被嚴格地監控貞操。個案4的丈夫變態地記錄她的行蹤及清點私物、半夜偷看她睡覺等，個案4對一舉一動總被不知情地監視及掌握，甚至常被強迫發生性行為，深感無力及恐懼。個案8遭受曾被囚禁在室內、很少外出長達一年多，每天被檢查行蹤及人際網絡，案夫甚至恐嚇要傷害她、揚言找人輪流性侵她，多重的暴力與精神壓力令其恐懼不已：

「案夫除了有不定期的肢體暴力行為外，他的疑心病也很重。經常懷疑、幻想案主有外遇。如果學生是男生的時候，案夫也會在旁監視案主教課。案主在工作、上廁所的時候，案夫也會突然開門，查看案主有沒有跟別人在通話。案夫也幾乎每天檢查案主的發票、通聯記錄、郵件和社群網站，並言語羞辱、恐嚇要拿刀刺案主、唆使他人毆打他，或輪流性侵案主。案夫也曾經在半夜敲打床鋪、開電腦、開冷氣、搬動家具，並製造大聲的噪音干擾案主睡眠。所以當案主睡醒的時候，案夫就會以言語辱罵他。所以案主生活在暴力、精神恐懼與經濟不穩定的狀態中」（個案8，逐字稿，P.2）

恐懼不只存在於被害人被掌控的關係中，還會從關係向外延伸，即使分開或離婚，被害人仍會因與加害人接觸感受到過去被權控的影子，持續感到恐懼。個案8和加害人分居後，加害人仍找到案主的住處、且拉攏親友相信他而質疑案主，連案主認識二十年的好友都相信加害人，這些都讓個案8深感恐懼。個案6與丈夫在離婚調解時，丈夫指控她有精神病及其父母有殘疾等試圖減低案主擔任女兒監護人的適任程度：

「在第一次調解中，案夫指控案主長期失眠，有精神病，並指出案父重病、案母殘障，案主不適合行使女兒監護權。案主辯駁自己沒有服用精神科藥物已經很久，也辯駁女兒長期由自己照顧。在庭上，案主對先生的訴控感到好害怕，也很擔心爭取不到女兒監護權。」（個案6，逐字稿，P.6）

個案6的加害人其實是利用夫妻關係、熟知對方的隱私資訊攻訐她；加深個案6的恐懼與自慚形穢的感覺。後來，加害人運用手段誘騙被害人放棄監護權，之後兩人仍因女兒探視而有所交集，前夫仍以女兒教養為主題，辱罵或指控個案6，而個案6的也在與前夫的一次次交集中，感受到難以擺脫的恐懼。

「案主因前夫的指控感到擔心，害怕自己連探視女兒都無法。案主開始不敢向前夫反應女兒的負向語言，擔心前夫因此情緒不穩定，而讓案主無法再探視女兒。」（個案6，逐字稿，P.7）

即使離婚後，案例6的加害人似乎仍在兩人的權力關係中占盡上風，掌控個案6是否能探視子女的決定權，而加害人運用「個案6非常在意能探視女兒」的心理，而迫使她屈服與讓步（閉嘴、不能為自己發聲）。個案6經歷的不只是表面上失去探視權的擔心，更深的是即使離婚後，仍要被加害人掌控的恐懼。

恐懼感會延伸、化為想像，而有時想像的甚至比實際發生的更令人感到恐懼。個案7因為恐懼而不敢離開，她想像她離開，先生就會去找孩子算帳，做出無法彌補的事：

「她有非常深的認定是先生是無所不能的、無所顧忌、玉石俱焚的個性，如果她沒有扮演好他在中間跟孩子緩衝的一個角色、沒有幫孩子看好她先生的話，她先生就會把所有的怒氣轉嫁到孩子身上，然做出玉石俱焚、難以彌補的事…難以彌補玉石俱焚這幾個字，她在一小時的會談就講到10次，我就覺得他真的好害怕她先生或做出什麼可怕的事」（個案7，逐字稿，P.2）

個案7在一小時內講出十次「難以彌補、玉石俱焚」的確令人感到她非常恐懼。個案1在離開後仍非常恐懼相對人隨時會做出什麼不可測的事情，想像空間之大會讓被害人的恐懼無限延伸：
「過不久，她打電話給我，她跟孩子搬出來，先生也不知其住處，她擔心先生會到學校帶走兒子…案主非常非常害怕先生，但害怕先生會做出什麼事，她也難以具體描述。我們討論孩子的身心症狀和先生若來時的因應對策，但她還是很焦慮，會不時打電話追著妳問，先生若到學校怎麼辦?兒子也很焦慮，怎麼辦?怎麼辦? 」(個案1，逐字稿，P.3)

如同個案6一樣，個案1即使離開了，仍深深對再被掌控（會被找到、然後被勸回去）感到深深的恐懼：

「像她騎車經過十字路口，那她先生剛好，瞄到她先生就是在附近這樣子，她馬上打電話給我，就覺得完了完了，她被她先生發現她住那裡，然後就開始，開始整個恐懼就整個…她就『怎麼辦、怎麼辦，然後等一下找到我，如果被他找到，會被他勸回去』，所以那時候，我又開始和他討論安全計畫，該有的策略這樣子，然後當然到最後的結論也是先生不知道她的住址...安撫她的恐懼，也是給她很多資源，她就是還是會怕，就是一直在怕」（個案1，逐字稿，P.4）

即使離婚二年多後，與加害人幾乎沒有接觸，個案1的恐懼至今仍存在著。

上述個案的恐懼經驗，多數始於婚姻關係，卻不因婚姻關係的結束而中止；恐懼始於私領域－家，延伸到公領域－法院、公共空間。而被害人無止盡的恐懼，部份因為過去高壓控管造成的恐懼效應仍持續發酵，部份因加害人的控管手段在時間、空間上不斷延伸，持續施展掌控的手段；讓被害人在這樣的延伸中，看不到放下心的終點。

（三）「無所不能的加害人」想像

與被害人不同層次的「恐懼」效應伴隨的，是對加害人「無所不能」的想像，二者互相影響。社工最明顯的觀察是許多個案在求助正式系統後都還會有深深的無力感，即使求助警察、採取法律行動仍深覺對方「無所不能」，自己只會再次失敗。

個案2的社工請警察約制相對人，個案2的反應是警察一定不會相信她，因為男友「很會說話，過去學校、警察甚至醫院都是接受男友的說法」（加害人一直擁有對外的詮釋權）。個案3提出保護令聲請，對於第一次開庭時，法官當庭表示會核發保護令簡直不敢相信，後來相對人抗告，並佯稱他請了律師，個案3又陷入焦慮與恐懼，她覺得相對人口才很好，法官一定會相信對造。而個案3曾在多年前訴請離婚，加害人委任律師，並採取各種手段讓個案3損失許多金錢，後來案主知難而退，撤銷離婚的聲請。個案3的加害人特別告訴個案，他請了律師，就是要喚醒她過去節節敗退的記憶與恐懼，要她「知難而退」。個案8的加害人曾就讀法律相關科系，又當過國大代表助理、對外表現口才佳，個案8反觀自己口條不好，認為自己一定無法打贏與案夫的訴訟。

被害人對加害人「無所不能」的想像是經過多次事件、經驗慢慢累積而成的。個案4在被長期病態監控，累積了恐懼，也深覺自己無能力面對案夫的掌控。

「雖然案夫鮮少對她有肢體暴力行為，但這長期不信任她、懷疑她有外遇、甚至接近變態的行為，讓她的恐懼感及無力感與日俱增…她相當焦慮、恐慌，一直以來她都覺得自己鬥不過案夫…在去年一整年服務過程中，她的情緒常起起伏伏，面對案夫的指責讓其無力，發現案夫又持續紀錄她的行蹤而頓時感到崩潰，更深深地覺得其鬥不過案夫。」（個案4，逐字稿，P.5）

社工在與個案4工作的過程中，案主常會深深陷入「鬥不過」案夫的無力感，在聲請保護令時、開庭前、在發現案夫又在監控記錄她的行為時、在提違反保護令時、或社工在與她討論安全計畫或探索其心理議題時，案主都會出現深度的無力感。

除了認為加害人在各方面優於自己、可以操控自己與外界的想像外，被害人也有一種想像，是加害人「什麼都做得出來」、不受社會規範的想像。個案7的丈夫曾在公共場合對她施暴，加害人施暴空間的延伸（不限於在家中），更加深她了對加害人「無所不能」的想法：

「案主他主觀裡覺得最嚴重的一次暴力是先生曾經在…警校[門口]喔，所以大家可能覺得裡面都是警察，但他沒有在怕，他在大門口大庭廣眾之下對案主動手，而且打得還滿嚴重。那時候驚動校方，有聯繫警方還有強制送醫的小組，因為先生可能有點情緒失控的狀況，所以來到現場處理。可是案夫也不願意上救護車，也不甩警察，所以這件事就不了了之。這件事後覺得丟臉，女兒也丟臉，學校也丟臉，他自己也丟臉，這些不好的影響的受害都是個案，案夫的行為根本就沒有受到約制或改變。那這次很嚴重的事件也讓個案加深他那種他覺她先生沒有在顧忌，什麼都做得出來，什麼都不怕的那種信念。」(個案7，逐字稿，P.1)

我們可以看到，在被害人的眼中，加害人大都是口才好、聰明或是外界拿他沒輒等形象，而被害人則是在不斷地被監控及貶抑中喪失自信，形成對加害人無所不能的想像。這樣的想像進一步限制、麻痺著被害人，讓她難以掙脫高壓控管的牢籠。

（四）失去與外界有意義連結的能力

我們已看到這些個案被長期限制控管，外出的場合、時間長短也被限制，跟誰接觸也需要加害人的同意，人際關係的發展幾乎被切斷，因此這些被害人與外界的接觸是少的，以個案1為例，每天可接觸的人是菜市場的攤商、與短短幾秒鐘倒垃圾時間碰到的鄰居或清潔隊人員。我們研究中有一半的婦女是家庭主婦，每天外出又受限制，她們生活中接觸的人事物是被限縮到非常有限的地步。個案2是學生，到學校仍有多數時間與相對人在一起，個案4和個案8的工作環境與家庭類似，並非一般職場（詳見表一），人際接觸相對較為單一，而且常是在加害人監視下。

與外界接觸的受限造成的效應不只是朋友比較少，長久下來，其溝通互動、與他人連結的能力也受到很深的影響。個案1在參加婦女支持團體時感受到自己說不清楚自己的經驗，並意識到與他人溝通能力受損。

在高壓控管之下，被害人被限在家戶環境，很多控制跟家務打理、家庭生活方式有關聯，很多控制又巧妙的與社會文化結合。這些隱微的控制很難被清楚地察覺，更難被陳述與敘說，即使說了，一般大眾恐怕也難以理解。隱微暴力有一種「不可言說」的特質，被害人心中懷著一份說不出口的委屈。在研究發現第一部份我們描述了個案呈現在我們的樣子，社工接觸個案看到她們畏畏縮縮、說話說不清楚、神情恍惚、對事情似乎聽不懂要不斷確認，這些大概就是她們「失去與外界有意義連結能力」的樣貌。

（五）自我的消蝕與崩解

加害人在日常生活對被害人施展各種控管，讓被害人的「自我」受到很大的束縛，並透過各種貶抑與歸咎、指控精神疾病等方式詆毀被害人，重創被害人的自我認同，高壓控管的過程也是被害人漸漸失去自我的過程，自我被侵蝕，有的自我甚至崩解。

個案1被剝奪名字、看書吃飯等喜好與自由，生活充斥著加害人的規定與貶抑，幾乎與外界沒有聯絡。個案1看到子女被丈夫辱罵，為了避免自己前去阻止而造成加害人更嚴重的暴力，個案1只能捏自己的手臂阻止自己出面。個案1幾乎是被人格謀殺，她個人的性情、喜好、感受、意見、想法，個人的一切好像都消弭無形。長期被剝奪自我後，社工與案主相遇時，案主面容憔悴、說話畏畏縮縮、覺得把她的事說出來也許大家會不相信，說話的內容令社工感覺聽不太懂，對受暴的事想不起來、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斷；或是說她知道先生欺負她，但是究竟是如何被欺負，她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並夾雜著「自己是否有問題」的自我懷疑。個案1其實不只難以跟他人連結，長久的自我隔離也讓她喪失與自己連結的能力，無法陳述或感受自己的感受、經驗或想法。

個案3經歷婚姻失敗、丈夫外遇、提出離婚訴訟後來被迫撤回、離開後好不容易能跟子女住，先生天天站崗及社區壓力讓她開了大門讓他進來，天天被貶抑辱罵，有時先生把她的家弄得滿目瘡痍，案主節節敗退，只要能保有「母親」的角色，案主什麼都可以退讓。個案3在外觀上及與人溝通也出現類似個案1的狀況，也有自我懷疑。然而個案3仍較個案1有較大的自己的空間，白天時案主可外出到教會，或畫油畫療癒。後來個案3邀請社工觀看她的創作，她才意識到她受暴這幾年的畫都是黑白二色，她的衣著也是；在個性及表現上跟她陳述自己學生時代的活潑有主見判若兩人。

個案2不斷受到嚴重的暴力卻又一再被洗腦、被塑造為一個有問題的人、被迫與親友保持距離、被柔性勸說不要工作、發展能力，對「受暴」的概念、兩人的關係、對自我均產生懷疑與混淆。個案4遭受變態的對待，產生極深度的無力感，有時內心感受和外在表現非常不一致，並難以自我肯定。限於篇幅，無法陳述每個個案，但社工在其他個案身上，也看到程度不等的自我懷疑、自信心喪失、自由喪失、無法當自己等自我消蝕或崩解的效應。

本研究發現，加害人高壓控管的手段有控制日常生活、剝奪喜好與自由、監控貞操、隔離人際接觸、標籤化被害人為精神有問題的人、任意的貶抑與歸咎。這些手段的效應是被害人成為一個順從的女人、內心有無邊際的恐懼、認為加害人無所不能、自我消融崩解、喪失與外界有意義的連結。高壓控管的效應，是被害人的社會性死亡，「成為一個不再能夠歸屬，並從社群正常參與中被驅逐的人」（Patterson，1982:41）。

本研究一開始呈現被害人在社工面前的樣子，一開始時社工都難以理解她們說不清楚暴力、拒絕服務等樣貌。正如Stark（2007：198）指出，當我們無法確切的辨認受暴婦女身處在怎麼樣的「牢籠」時，就很難去理解她們行為舉止的異常之處；而要怎麼去將這些表面上獨立、毫無關聯性的行為串連起來，進而理解受暴婦女的處境，我們必須先去了解加害人所有強制行為背後的謀略性動機與「支配」本身。當我們分析她們遭受的手段、高壓控管的效壓、控管模式的運作與特性，我們也就漸漸可以了解被害人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樣貌。

五、高壓控管的反抗與因應

本研究的過程中，有的社工留意到個案雖然在高壓控管下順從、恐懼，但也有被害人有意識或不自覺地試圖反抗，努力找尋或創造自己的空間。

（一）靈機應變

個案5面對丈夫綿密監控貞操與家務的手段與指責，她會發展一些應變方法：

「她就會發展各式各樣安撫先生的方法，感覺就是要滅火的那一種，她就會比如果現在先生罵她比如說哪裡不乾淨什麼的，就她也會轉移話題，說你不要那麼生氣這樣對身體會不好，這樣臉看起來會太僵硬啊，就是她也滿會發展這種很多講話的策略，然後我是說她會有時候講一講她就會，她說如果她先生好像要動手，她也會有時候想辦法跑到陽台，她說陽台是公共的，先生不敢追過來啊，就是她也會發展一些自我保護的機制」(個案5，逐字稿，P22)

安撫加害人情緒、轉移話題、跑到公共空間等都是個案5的減少受暴的存活方式。

（二）營造喘息空間

在被害人被嚴密權控壓得失去自我且恐懼時，我們發現，在我們的研究婦女中，有些個案在其中嘗試發展一個喘息的空間，創造一個加害人無法踏入和控制的空間，讓自己得以呼吸新鮮空氣，發展一小部分屬於自己的生活。例如個案7面對丈夫的查勤，偶爾會將電話轉接到手機上，讓他以為她在家中。個案5因為長期精神壓力造成自律神經失調，藉由醫生告誡要多運動，她因而開始有自己外出運動的正當性，擁有屬於自己的一小段時間。而個案5一直未辦手機，以杜絕少數得以出門時（買菜、運動）不被丈夫監控，擁有自己的自由。

從本研究過程中，我們才注意到許多被害人很可能都有類似營造喘息空間的方法，不過可能社工未曾留意，此部份雖然資料不多，仍整理出來，希望未來學者或實務工作者對「被害人如何在關係中反抗、營造自己的空間與自由」能有更多興趣與關注。

六、個案「甦醒」的歷程

高壓控管帶來的效應是被害人喪失自我與社會性死亡，被害人的生命彷彿進入冬眠2。本研究整理高壓控管被害人的復原過程，並將之命名為「甦醒」的歷程。八位被害人因受暴的時間長度不同、有的已離開加害人、有的仍和加害人在一起，或者因社工服務期間有異，種種因素使得她們甦醒的歷程不完全相同，或位於不同階段，所以並非每個案主在我們分析時皆經歷所有階段。本文嘗試將此甦醒歷程區分為「驚醒」、「生活中實際經驗不同的可能」、「想法上的轉變」、「過程中的猶疑與拉扯」、「看見自己」、「與過去道別」、「開始新的人生」七個階段。

（一）驚醒

被害人邁向甦醒的過程之中，第一階段是有個重要的事件或因素讓她驚醒，開始復原的契機。個案1在高壓控管下近30年，發現丈夫外遇的事實令她感到震驚，長久以來相對人對外形象良好，當被害人發現他不僅背叛婚姻，又威脅外遇對象，自己內在對相對人的評價一夕間改變，再加上兒子的狀況喚醒了她：

「她那時候是因為孩子在學校的狀態嚇到了她，她孩子的狀態就是她孩子翻書的時候，看的時候，閱讀，翻了，然後就會僵在那邊；然後她那時候覺得孩子會變成這樣都是因為先生在家裡貶抑他…她有下一個很大的決心；她不是為自己，她是為了孩子，她覺得孩子如果再待在這個家他就完了，她孩子就完了」(個案1 ，逐字稿P.10)

個案1因此驚覺該從這個高壓的受暴僵局中離開。這在社工實務經驗中容易看到，許多被害人其實沒有看見自己在長期精神暴力下的樣貌，反而是子女的樣貌讓她們驚醒。個案8懷疑幼女遭到案夫猥褻或性侵，決定帶著女兒離開。

個案2有陣子不斷受到肢體暴力，加害人雖對她洗腦，但暴力頻繁發生後，她開始考慮驗傷要留一個證據，也因此開始走上甦醒的第一步。個案3的子女建議她去聲請保護令，讓案主感受到她的受暴是有人見證及了解的，也讓案主感受到她有權利主張自己的人身安全，而不應默默承受。案子的支持，讓案主從受傷和自尊崩潰中驚醒，她決定去聲請保護令，不再對暴力只是隱忍下去。個案4取得案夫監控她的記事本，驚覺有機會向外界述說她遭受的病態對待，她興起聲請保護令的念頭。個案5為證明自己的清白（案夫不斷指控她偷人）而報警。個案6因為丈夫帶走女兒、不讓她探視迫使她面對及採取行動。驚醒之後，案主還需要下列階段以步上復原之路。

（二）生活中實際經驗不同的可能

被害人在高壓控管的環境下，多懷有深深的恐懼及認為加害人無所不能，她們很難與之抗衡。因此，實際經驗到不同的可能是被害人甦醒的第二階段，也是社工充權案主或案主對其生命改觀的重要階段。

個案1和個案8都帶著子女離開被壓迫的環境，生活經驗開始截然不同。在這個階段中，許多被害人從法律行動中獲得不同的經驗。個案1委任律師訴請離婚，她和子女花了幾個月整理他們遭受加害人的不當對待，在調解庭時加害人即同意協議離婚，還下跪向她道歉。個案3聲請保護令，第一次開庭法官當庭表示核發保護令；案主感到非常意外；加害人甚至主動要求離婚（案主曾訴請離婚但被加害人逼得撤回）；後來加害人保護令抗告，但案主在法庭上針對加害人不實指控一一駁斥，加害人的抗告駁回。個案6在離婚及子女探視調解時，被加害人半哄半騙而損失權益，後來加害人居然再提出保護令聲請，個案6這次準備充分，在庭上有自信地回應案夫提出的不合理指控，前夫的保護令聲請被駁回。個案4的深層無力感因通常保護令的核發而減輕，她感到法官及社會看到及理解她的處境。個案8也有聲請保護令的成功經驗。這些訴訟經驗都案主經驗到自己有能力為自己發聲，不再事事受到加害人的掌控。

除了法律行動外，「被相信、認可她們的受暴經驗」也是許多個案實際經驗到的不同。個案1、6、8參加本會的婦女團體，在團體中感到被信任和接納，個案6和個案8的搜證和出庭經驗還提供其他婦女正向的參考。個案4的精神科醫生告訴她，是加害人有問題、需要治療，有專業的背書，個案4的心靈深處感到被理解與撫慰。個案3在保護令聲請及加害人抗告過程中感到社工密集的陪伴、認可她的經驗與想法，並協助她發聲。面對個案2的加害人對案主洗腦家暴是她想像的、或是他合理的創傷反應，社工反洗腦，一再告訴她受暴的真實性。個案7的社工關心及傾聽案主每天的生活，讓她感到被相信及接納。個案5只要感到自己承受不住會主動聯絡社工，彷彿社工是她的浮木，令她不致窒息。

離開後、祈禱及教友代禱都讓個案8在多件訴訟壓力及加害人仍不斷找尋的恐懼中經驗到希望與平靜。個案5在醫生建議下固定運動，也許因為醫生的背書，加害人並未強力阻撓，被害人得以有一時的自由空間。

這些與過去被壓抑、無自由、充斥恐懼、孤單等不一樣的經驗，被害人實際經驗到自己還是有能力去反抗暴力，被害人能與相信他的專業人員、團體成員、朋友等產生連結，並奠定後續階段的基礎。

（三）想法上的轉變

被害人在過去高壓控管的經歷下，會有認知混淆、自我懷疑、自信及自我價值低的效應，甦醒的第三個階段，是被害人因新的經驗、或從相對人的控制之下找到一些裂縫，開始在想法上有所轉變。

個案2的暴力認知被男友混淆，透過與社工的關係逐漸鞏固，個案2確認自己是暴力下的「受害者」。個案1接受諮商後，接觸到「界限」的觀念，終於了解過去自己一再受暴是因為自己不知在人我間設限。個案6在社工與她討論一段時間後，面對前夫在她探視時的不當指控，不再如過去般隱忍順從，學會表達出自己的拒絕及不舒服。個案3離婚後，孩子跟父親生活，她的生活重心因而有所轉變，加上兒子的鼓勵與社工的推波助瀾，她跳脫母職的枷鎖，開始為自己而活：

「她就是參與[照顧孩子]愈來愈減少…有一次，她長子就跟她講…她孩子跟她說『媽媽，你不要為我而活，妳要為妳自己而活』，那她孩子講了那句話…然後我[社工]就[說]『妳要不要想一想要怎麼樣為自己而活？』…她就自己會安排生活這樣，那她去泡湯，去畫畫，畫油畫這樣。她後來也開始體會到很多時候少了孩子她是比較輕鬆的，她的睡眠也變得比較好了，她的睡眠改善很多，然後她跟我講說睡眠好了以後，她就覺得身體好像變好了，然後她的思緒清晰」（個案3，逐字稿，P9）

個案3過去一直將「母職當做生活全部」的犧牲奉獻生活開始有所轉變，過去被害人一直抱怨婚姻中的苦，在這過程中被害人的焦點漸漸轉為現在的自己。而當被害人改變過往犠牲奉獻的生活方式之後，被害人的睡眠和身體都變好，而思緒也開始清晰，和以往大為不同。

（四）過程中的猶疑及拉扯

甦醒的歷程並非一帆風順，過程中也會有許多的考驗、猶疑及拉扯。此階段將整理被害人在復原中遭受的困難與掙扎。

第二階段我們描述許多被害人法律訴訟的成功經驗，但這些成功經驗的過程中並非沒有困難。個案4因內心深深地覺得鬥不過相對人，所以在聲請保護令過程中猶豫不決，也很無力，在撰寫保護令聲請狀過程，被害人曾一度情緒低落又無力地表示要放棄。即使後來有保護令，案主仍發現加害人仍持續在監控她，令其又深感無力。後來在準備提出違反保護令的告訴時，卻發現丈夫罹癌，造成案主在「提告」或「因傳統社會規範要求妻子要承擔照顧丈夫的責任」間，不斷拉扯。個案6在爭取案女的監護過程中，出庭的過程都擔心案夫的控訴，即使委任律師，在訴訟的過程中仍然充滿了慌亂及無助，最後監護權還在加害人的操弄下拱手讓出。

對於決定離開或分手的被害人來說，離開相對人並不是問題解答的終點。個案2曾與男友分分合合，男友過去孤立案主，也因此兩人的分手讓案主難承受，加上案主過去依賴男友提供物質環境，也造成案主分手後又復合來回多次。個案3在離婚後感到一個人生活的孤獨與淒涼；後來得知前夫交女友的事，心情大受影響。個案6離婚後，前夫利用個案6探視女兒時的見面機會主動示愛，當案主以為對方要復合時，他卻又再次傷害她，個案6才看清事實、不再受其操控。分開的過程或之後都可能要面對關係轉換的議題及失落的心理議題。

個案5對於侍奉丈夫一輩子、幫其累積財富而要兩手空空離去，讓相對人一人獨享成果感到不甘。她與子女有另置產、遠離相對人的共同夢想，子女成年後已另購屋，但經濟的壓力讓他們仍按兵不動，希望再忍受一陣子、待房貸壓力解除後再離開。

被害人都要面對人生如何往前進的問題。個案1雖然帶著子女順利離開，她希望與子女快樂地生活，但在參加婦女團體中規畫人生的活動時，她發現自己不知如何達成目標。個案1長期失去獨立思考的機會，即使外在環境不再受限，復原之路的終點站畢竟不是離開後就能自然展現，個案1的甦醒之路還要持續再走下去。

（五）看見自己

被害人在暴力之下漸漸喪失自我，甦醒歷程的第五階段是「看見自己」，有些被害人開始可以更多的自我肯定、助人、能與自己及他人連結。有的被害人看到自我，重新省思與相對人的關係，再一次取回受暴事件的詮釋權及重新掌控關係的選擇權。

個案6在團體之中分享她的搜證方法，成為協助其他個案的助人者，而且擁有與他人連結的能力。個案2及個案8重新發展自己的就業能力，都獲得職場的肯定。個案2區分暴力與她憂鬱症的關係，不再接受相對人將受暴的原因歸咎在她的疾病上，而不負面看待自己有憂鬱症，並且積極治療。個案3透過閱讀、繪畫、書寫及靈修等方式重新認識自己，社工適時的提問讓她省思了自己的天命、與前夫、孩子及原生家庭的關係。個案7透過諮商經驗，逐漸能跟自己的聲音與感受接軌，理解與接納自己留在關係的原因，為自己負責。

（六）與過去道別

接下來的階段是與過去道別，有些被害人回觀自己受暴的歷程與婚姻關係，開始與過去的受暴與婚姻經驗、過去的自己、過去的夫妻關係告別。

個案6在婦女團體中分享自己脫離權控關係的歷程，她看到團體成員的猶豫、慌亂，好像看到當年的自己，也因而發現自己已與往日不同。個案3透過書籍，對過去不斷折磨自己的丈夫外遇事件有了新的理解，並發現自己過去受限於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看法，這並非放諸四海皆準的價值，而是受到傳統理教的約束規範，新的體悟讓案主對自己和前夫的關係有了新的詮釋，個案3並透過告訴前夫此番體悟的行動，讓她與過去的婚姻道別、也與過去的自己道別。

（七）開始新的人生

甦醒歷程的最後一個階段，是被害人開始自己新的人生。

個案6經歷離婚、訴訟混亂之後，脫離情緒上被掌控的恐懼，也不再需要吃安眠藥，並漸漸建立了新的生活秩序；案主對自己能從痛苦中解脫充滿感謝，開始新的人生。個案3告別過去，思想不再受到桎梏，珍愛自己並享受被愛，心靈也有歸屬，開始新的人生；她並為自己的歷程命名為「從一個傳統女人到一個現代女人」。

七、社工服務及反思

前幾節我們將重點放在高壓控管的現象及被害人的復原歷程，本節則從社工員的服務切入，分析整理社工員服務被害人的歷程，並將此歷程放入服務體系及知識體系進行反思。

（一）「高壓控管個案被服務體系排除」的反思

本文將社工放在垂直整合服務模式與高危險個案優先服務的脈絡下檢視，社工員在高案量下會形成案件分類機制，對於暴力事實說不清楚、疑似精神疾病、或無服務需求的個案很容易被社工在短期內結案。而高壓控管個案很可能即具有上述特徵，並被社工歸類為「非典型個案」而快速結案，高壓控管個案因而很容易被服務體系排除。

本文在「個案呈現在社工面前的樣子」一節已說明社工對這些個案的初始印象，而社工在陳述時甚至稱這些個案為「怪案」、「鳥案」或「走精的個案」。社工在本研究過程中反思的第一部份就是正視自己對個案的評斷與偏見，重新思考自己如何分類個案、而這些分類又是如何形成的、及有何問題。

雖然本研究參與的社工從事婦保工作的年資不同，不過我們多同意自己內心有一個「完美個案」的想像：個案來到社工面前應是泣訴自己的暴力史，在社工說明保護令、離開等安全策略後，個案會決定採取行動；也許過程中會有猶疑、不解或反覆，但在社工一再說明下會朝著離開之路前進。至於個案遭受的暴力，最好有遭受肢體暴力，因為這樣會有明確的證據（驗傷單）、聲請保護令、甚至經濟補助等都會比較容易，可以取信法律界、社福體系及一般大眾。如果沒有肢體暴力、或是傷害太小不易驗出，最好有威脅、恐嚇、妨害自由、侮辱貶抑等精神暴力，有錄音、簡訊等聲音、文字或證人等證據。

這些想像雖在家暴的定義、服務取向皆未明文規定，但其實有跡可循。我國現行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簡稱家暴法）對家庭暴力的定義是「家庭成員間身體或精神上的不法侵害」，在此定義下，家暴被視為是單一事件，而「不法侵害」指的是有違其他法律的相關行為，如傷害、恐嚇、脅迫、妨害自由、侮辱貶抑等等。而家暴法中對被害人最重要的保護措施就是保護令。社工員在家暴防治的法令、制度設計及相關知識體系的訓練之下，漸漸形成上述對個案遭受的暴力內涵的認定與處遇方向。

在上述的知識建構下，這八個個案遭受的日常生活的隱微暴力、人際孤立似乎不容易落入家暴的定義中。以個案1為例，加害人不讓她使用自己的名字、看書、要她吃花生、規定她做家事的方法及出門時間等，若一一分開來看，似乎均與家暴防治網絡人員認定的家暴行為相去甚遠。社工排除服務高壓控管個案的背後，其實是家暴法已將其排除。無怪乎在此知識體系下訓練出來的我們，會質疑這些個案受暴的真實性、或認為其受暴不嚴重，將其處遇順序放在後面、或因不知如何服務這類個案而產生焦慮。

本文已說明，高壓控管的多元手段是對人的自由、權利、平等的嚴重剝奪，高壓控管的效應是被害人喪失自我及社會性死亡。自由、權利、平等都是憲法賦予全民的基本保障，被害人的甦醒歷程需「看到自我」、「與過去道別」、及「開始新的人生」。高壓控管的被害人顛覆家暴法對「家暴」的定義及處遇方向。
本研究因此也是一個知覺高壓控管個案被排除及「重新看見」的歷程。

（二）社工「看見」高壓控管個案

八位社工在陳述個案服務歷程時，均有一個「看見」案主遭受隱微暴力的轉折。個案1的社工因諮商師陳述個案「很苦」，及傾聽個案參加本會婦女團體時的生命故事陳述，慢慢理解到案主長期被先生折磨。個案2因遭受明確的肢體暴力而讓社工在初始階段沒有辨認的問題，但隨著時間，慢慢看到個案2尚遭受男友洗腦及以愛為名的各種隱微暴力。個案3向社工陳述她天天被罵三字經、「離過婚的女人」、「壞媽媽」，社工當時認為「這些暴力聽起來不痛不癢，好像不是很嚴重」，一直到她看到案主錄影的一段畫面，臨場「看見」、「聽見」後才改觀：

「她有錄到一段她先生咆哮的畫面，就是爸爸叫兒子吃飯…她先生叫她吃飯，不是我們一般家裡叫小孩子吃飯那種，他的聲音就很高分貝一直叫、一直叫，叫十幾次這樣…就是非常的難受…那個暴力本來沒有什麼，可是她先生的這種高分貝，跟那種壓力，然後他會不斷罵三字經，罵什麼…罵這些，然後我看得時候…大概不到十分鐘的畫面，我會覺得我一秒鐘都不要過那樣的生活，因為那個壓力實在是太大了。」（個案3，逐字稿，P.7）

個案8的社工是在案主整理的大量訴訟證據中，不斷看到案主被貶抑的各種話語，當下感到作噁及情緒低落，才體會到案主真實生活的一角。個案4的社工是看到案主拿出被監控的記錄後，設身處地假想自己是個案，想像每天被人跟蹤監視的感覺，心中感受到隱微的人身自由遭到限制、內心也隱隱地擔憂是否會遭加害人攻擊等狀況，才能稍稍明白個案4的心情。個案6的社工描述自己「慢下來」聽個案回顧，對案主的經歷才有較立體的圖像。個案7的社工開始對案主每天過的生活感到好奇，才脫掉「鳥案」的眼鏡。

最重要的「看見」發生在社工參與本研究討論的過程（個案5的社工如是說），從其他社工的個案報告、專家的提問及引導、及每一次成員的討論及反思中，逐漸看見這些個案遭受到嚴重的限制與精神虐待。

（三）社工服務歷程

本研究社工提報個案的一個重點是社工對個案提供的服務，我們將對這八個個案的服務及處遇的討論整理如下，試圖提出對高壓控管個案的服務方向。

1.命名、去污名化

這些個案來到社工面前，一開始被認為是「鳥案」、「怪案」、「走精個案」，這樣命名其實充滿偏見，甚至具有污名化的意涵。因此，首先，我們需為這樣的個案重新命名、去污名化。本研究過程讓社工重新看待這類個案，初始我們以「精神暴力」廣泛指稱這些個案遭受的暴力，在撰寫研究報告的過程，為區別過去社工對精神暴力的界定，並突顯日常生活隱微暴力的特徵，再參酌Stark的概念，我們決定將此類個案命名為遭受「高壓控管」的個案。

2.貼近案主的日常生活、懂案主的苦

八位社工的服務過程中均經歷「看見」與體驗高壓控管的歷程，社工服務此類個案很重要的是能看懂、聽懂案主承受的暴力與苦痛，這不是表面上看到的身體傷勢，也不只是表面上聽到的威脅恐嚇字眼，社工了解案主的暴力史不只是去問一個衝突或受傷事件，而更應了解案主每天過的生活，其配偶對她有那些限制、規定、因性別及家庭角色而被指責、歸咎或質疑。高壓控管的個案對自己的處境說不清楚，背後很可能是社工、防治網絡人員或一般大眾都難以了解這種日常生活的隱微暴力，因此社工服務最重要的階段就是傾聽她的生命故事、能「懂」案主遭受的不當對待。

3.給案主時間及空間甦醒

高壓控管的「不可言說」性質、及高壓控管的效應（順從、恐懼、自我消蝕、社會性死亡），使得受害者與外界溝通有困難、思考及行動能力受到影響，有的被害人在如此囿限的人生中度過二、三十年（如個案1），她們也需要經過一段時間萌芽、慢慢甦醒。就我們的經驗，這不只是服務期間要長，特別是在危機處遇期，每次會談時間可能要較長、或會談頻率要更高，要能接納案主的一再重覆確認、或是案主要留在關係中（如個案2的社工從未要求案主與男友分手）等等；也有的個案需要更多服務資源的投入（如諮商、團體、活動等）。社工應打破目前盛行的管理與效率框架，給案主、也給自己更多的時間及空間。

4.為案主編織一個資源網

高壓控管的被害人與其他人一樣，有多元的需求，社工可協助案主連結資源。尤其這些個案在去個人化的控管下，獨立行動、獨立思考能力受到影響，並喪失與外在世界有意義互動的能力，不同資源的連結除了解決問題，也意味增加她們與外界有意義的互動機會，重新與社會產生連結。

本研究中社工連結的資源有警政、律師、法院、家事商談、婦女團體、諮商、各種活動。除此之外，個案復原歷程中的重要因素也給我們一些啟發，如一本拓展她視野或引導她與自己心靈對話的書籍、宗教信仰及教會團體的支持、從事個人興趣及抒壓活動促進療癒（如個案1運動、個案3的繪畫、泡湯；個案4的園藝等），都是社工未來可協助的方向。

5.充權：協助案主發展正向有能的自我

對於這些日常生活被多重限制的個案，連一般人所擁有的基本權利都沒有，其權力被侵奪，因此對這些婦女的服務，「充權」是核心的信念與方向。充權運用在個人的層次，很重要的工作是發展正向有能的自我（李開敏、陳淑芬 2006:188）。遭高壓控管的被害人，其自我破碎、自我價值低；每位社工在服務過程中，都有給予個案很多練習表達自我的時間，如個案6的社工傾聽個案陳述歷次訴訟與前夫交手的進展，肯定案主的自我意識增強、不再隨著前夫的說詞而起舞，能夠辨認前夫的行為是誣賴和侵犯，有力量繼續捍衛自己探視女兒的權利。個案7的社工肯定案主因應案夫控制的生活智慧；個案2的社工對案主不斷反洗腦，確認案主受暴的事實及肯定她的就業能力。面對個案1對過去的遺忘，社工鼓勵案主用自已的速度書寫自己的生命故事。個案3在加害人保護令抗告第一次開庭時被案夫指控是不盡責的母親、住破厝而眼淚潰堤，無法在庭上發言（加害人在法庭上的貶抑正如平時生活一般），社工當時雖然認為與保護令核發條件不太相關，仍尊重案主，巧妙地協助案主將她為婚姻及母職辯護的聲音放進答辯狀中，後來案主在第二次開庭中有自信地反駁加害人的不實指控。這正是因為社工讓案主的聲音、想法被聽見、被看見，反轉過去個案3只能用遺忘或崩潰的方式因應，讓案主有能力反駁，創造正向經驗。除此之外，社工多次觀賞個案3的畫作，見證其畫風與內心世界的轉變，肯定案主的能力與轉變。

6.社工提問與引導思考，協助案主視框移轉

危機處理之後，案主要能「看見自己」及繼續走後面的甦醒歷程，我們的經驗是陪伴案主重新改寫自己的生命故事是很重要的，讓案主看見自己人生擁有不同的選擇或可能。在會談中，社工透過提問、引導思考，協助案主視框轉移是重要的工作。如個案6在會談中透過與案主討論女兒的穿著，引導案主反思、跳脫自己較僵化的性別概念。個案3的社工看到案主「全力在做一個犧牲奉獻的母親」，在多次會談中引導案主思考如何為自己而活、過度犧牲奉獻的效應、母職與個人發展的平衡、自己的人生目標與天命、自我照顧的方法、離婚後與前夫的關係與定位、與孩子的關係、回觀自己的生命歷程等等；並多次實際至案家聽案主分享，看案主每段時間內思考所記下的筆記。

社工在陪伴個案3的過程中，社工的生命因個案3的分享，視野也有擴大成長，如個案3要與過去的自己及前夫和好，及其對外遇的看法與自我跳脫，讓一位社工見證復原之路的深度與廣度。再加上個案3對社工的正向回饋，這是一個社工與個案互相陪伴及共同成長的歷程。

（四）反思「社工與案主的距離」

在檢視服務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社工與案主存在著許多距離，這些距離反映在社工與案主不同的社會位置、生活經驗與女性認同。除非社工有更高的自我覺察能力，否則這些案主的需求仍然不會被看見與滿足。

1.冷靜理智的社工vs.恐懼的案主

首先，就是本研究的起點，「社工不懂案主的恐懼」，社工難以理解高壓控管的樣貌與恐懼效應，認為案主「說不清楚受暴狀況」、一有風吹草動就「大驚小怪」。從未經歷高壓控管生活的社工帶著專業訓練的冷靜理智與生活經驗，往往難以覺察與同理案主的恐懼。

2.重視人身安全的社工vs.關心婚姻及家庭全貌的案主

婦保社工在家暴體制與訓練下，以安全議題為首要關注焦點，與個案接觸時最重要的就是暴力事件的了解與安全計畫擬定。然而，實務經驗發現，案主關注的焦點多不在自身安全，他們更關心這段親密關係、婚姻及家庭的面向，而難以將「人身安全」這個面向單獨抽離出來談論。如個案2在初期期待的不是解決人身安全問題，而是希望社工關心她、並保有與男友的親密關係。個案3在社工詢問暴力史時，選擇敘說她的婚姻故事，讓社工了解她目前僵局的脈絡，而不只是一個家暴的單一事件。

無法覺察並同理案主的關切成為工作關係能否建立的轉捩點。這個距離最極端的表現就是社工不斷希望案主離開加害人，而案主卻希望留在關係中，讓社工感到案主「沒有改變意願」而結案，案主覺得社工無法同理自己，於是也拒絕接受服務。社工其實應調整自己，與案主靠近，從懂案主開始，才可能與案主一起思考她的安全策略，這個安全策略的定義是廣義的，包含案主的人身安全、婚姻、子女、親友、經濟、心理等面向，即使離婚後與加害人的關係、過往的情感要如何面對及處理、如何面對自己成為失婚者、或是一個人生活的失落等，有許多個別化的議題，而不是狹義地定義立即採取報警、聲請保護令、離開等行動。從個案3與過去道別與和好的例子也讓我們思考，家庭暴力是一種「關係的破壞」，因此「和好」具有重大意義，但法律的手段（聲請保護令及離婚）卻往往不提供關係和好的機會及可能性。

3.獨立自主的現代女人（社工）vs.順從奉獻的傳統女人（案主）

本研究中高壓控管的被害人會受到加害人的控管，成為順從的女人，其關鍵在於她們的女性形象認同犧牲奉獻的母親、負責家務、重視貞操與貞節。她們多是自我期許為傳統女人，強調扮演好適當的社會角色。許多個案對於離婚之事難以決定，除了考量對孩子的影響之外，也擔憂他人對「離婚女人」的污名化眼光、他人如何評價自己原生家庭、離婚後是否能被娘家人接納、及傳統文化中離婚女人的祭祀地位等等。相對地，本研究參與的社工多數未婚、接受現代西方教育，強調獨立自主與自我實現。社工對女性要獨立自主的看法展現在工作中，以致難以理解傳統婦女（案主）的傷痛，對案主所在的社會文化也頗為陌生，因此也形成同理上的困難。

面對上述的距離，社工應從「理解」開始，增加對婚姻、家庭、人在關係中的立體認識，並學習傳統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意涵，將案主放在這些脈絡中，才可能在與案主相遇時，可以適時調頻，貼近案主的話語與思想。

肆、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分析八個遭受高壓控管的個案與社工服務歷程，研究發現，此類個案在社工面前多呈現無法說清楚自己的暴力史、拒絕服務等樣貌，因而常被社工誤認為受暴不嚴重或無明確需求而結案。但經社工持續工作，則發現這些婦女遭受嚴密的高壓控管，施暴者多是控制其日常生活、剝奪其喜好與自由、監控貞操、隔離人際網絡、將被害人塑造為有問題的人、洗腦、詆毀其母職及家務表現。高壓控管的加害人掌握對外界的詮釋權，其手段具隨地取材、即興發揮的特性；被害人並會自我規訓。高壓控管模式背後由傳統的性別意識型態支撐。高壓控管的效應是被害人成為一個順從的女人、內心深感恐懼、自我被侵蝕或崩解及社會性死亡。

本研究並將個案與社工的服務放入目前家暴垂直整合服務模式、高危機個案優先服務及相關的法律、知識體系下理解。

高壓控管的現象並不是新的，社工在工作過程中多少有所接觸，但一直未被重視，主要原因是高壓控管一直被家暴的法定定義及服務體系排除。現行家庭暴力防治法中的家庭暴力的定義視家庭暴力事件是單一分離事件，而此概念是從刑事司法借來的（Stark 2007）。我國將家暴定義為「身體或精神的不法侵害」，一個事件就可被認為發生家暴，過度強調刑事司法的觀念容易忽視表面上看起來不太嚴重的高壓控管手段，也容易將家暴視為一件件分離的事件，就算是重覆發生也只是再犯，難以理解長期家暴其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而大部份家暴的肢體傷害通常只是刑法上輕微、一般的傷害事件，在刑事司法的處遇上的量刑也很輕微，無法與其對被害人的傷害相提並論。Stark認為，家暴除了傷害被害人的身體外、對人的自由權有很大的侵害，而相關法律並未規範，加害人在此部份並未受到懲罰。在Stark等人的影響下，英國、法國都已修法，將高壓控管放入家暴定義中。台灣今年正值家庭暴力法修法，也應考慮將家暴定義做適度的修正。
現行的家暴定義、責任通報的制度及「疑似就通報」的原則，使各種夫妻間的衝突都通報進來，社工的案量增高，容易排除表面上看來暴力不明確、或無接受服務意願的高壓控管個案。家暴防治社工在分類個案時，應以「暴力本質」為區分標準，而不是以暴力的嚴重程度來分別（肢體暴力很嚴重的個案也可能不是權控個案）。本文建議，對家暴防治社工的訓練應放入對高壓控管的認識，讓體系、社工「看到」這些個案，透過多元方式體驗與感受日常生活的隱微暴力、增加社工「懂」案主的方法、增加社工對傳統性別意識型態、社會文化制度中的性別意涵的理解。；如與方法，整理創造更多充權案主的方法。

社工並應學習有效回應高壓控管個案的方法。我們的服務歷程省思，激勵社工除了法制的處遇外，應促進被害人甦醒，充權是一個核心的服務理念，包括社工應更有人味、更貼近案主、提供被害人更多的時間及空間、提供案主資源及選擇以解決問題、協助案主重建正向有能的自我、運用多元的處遇方法陪伴案主。未來社工可以創造更多充權被害人的方法；特別是留在關係的被害人，社工可多了解案主在關係中如何因應及反抗高壓控管，與案主共同討論，在綿密的控管下創造更多屬於被害人的時間與空間。

高壓控管的核心理念是男尊女卑、將女性限於妻子角色、母職與家務中，在目前看似兩性平等的年代，隱微地恢復兩性不平等。除了實務工作，社工還需持續倡導兩性平等、互相尊重的理念與實踐。從社會文化結構來看，應在教育、職場給女性更多的機會與發展可能。除此之外，社會對家庭照顧和家務的重要性，一直未給予應有的尊重，相對於一個可取得薪資的工作，它的地位是低的；因而一個家庭主婦的社會評價也是低的。重視家庭照顧及家務價值的倡導工作也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對於選擇願意將心力付出在家庭照顧上的男性及女性，社會國家應給予應有的肯定。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王增勇 2005 導讀：傅柯與社會工作的對話，收錄於王增勇等譯，「傅柯與社會工作」，頁1-13。
吳明隆 2001 教育行動研究導論—理論與實務。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
林明傑 2011 男性婚姻暴力加害人之致命危險評估：DA量表及CTS量表在我國適用之再研究，犯罪學期14（1）：31-70。
陶蕃瀛 2004 行動研究：一種增強權能的助人工作方法，應用心理研究23:33-48。
陳淑芬 2011 「適當」的案主：社工員與案主會談的語言策略分析。發表於現代婦女基金會100年度婦女人身安全實務研討會「專業服務的策略與省思－從實務到倡導」，第4-24頁。
張德銳、李俊達 2007 教學行動研究及其對國小教師教學省思影響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第39期，33-66頁。
游美貴 2009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垂直整合服務方案評估研究，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劉淑瓊 2011 責任通報制度對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推動之評估研究，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二、英文部份

Patterson, O. (1982). Slavery and social death: A comparative stud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tark, E, (2007). Coercive Control: How Men Entrap Women in Personal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社工如何與高壓控管個案同行？

klavier1976 — Fri, 04 Dec 2015 08:06:10 +0000

現代婦女基金會北區工作站¹、王增勇²

摘要

接續上次研究呈現高壓控管的特性後，本文採取專家與實務工作者相互協力的行動研究設計，從社工服務十名高壓控管個案的實務經驗中，歸納整理高壓權控個案的社工處遇方法。研究發現，作為不被體制看見的個案類型，社工首先必須重新檢視自身在家暴體制中所內化的慣習。高壓控管個案讓我們重新思考個案「拒絕服務」可能代表案主仍處於高壓權控關係中所建構的自我世界而無法進入社工的家暴世界。因此，在建立關係方面，社工需先懸置熟悉的家暴視框，對案主如是接納，而非要求案主進入家暴的制式內容；其次，社工需要在體制的壓力下，撐出一個空間開放地而非有目的性地聽個案敘說，並運用「敘事的想像」，整合個案陳述的、表面上不相干的情節，才能進入案主的世界，看到個案的真實生活樣貌。當社工與案主建立關係後，才能進入工作關係。高壓控管個案的社工服務是需要同時與案主內在認知結構以及外在環境支持體系交互作用的歷程。高壓權控的個案在長期權控關係下，失去自我的主體性並陷入隔離孤立，因此社工要促發案主內在自我認知的質變，並打破既有的單一權威關係，替代以外在多元支持體系，才能解構無形的高壓控管牢籠，讓案主迎回自我、與社會再度連結，並重拾自主。本文將高壓控管放到現行家暴知識體系下檢視，發現高壓控管個案被家暴防治體系排除，背後反應的是家暴社工服務司法化歷程，以致於造成「權力控制」的家暴本質不被看見，也無法回應這類案主的需求。重新看見高壓控管，需要家暴體系對暴力的定義從暴力轉移至權控的典範轉移。

壹、前言

現行家暴保護服務社工的核心任務是維護被害人的安全。2012年我們注意到一種特別類型的受暴婦女，社工難以順利與之討論安全計畫。社工一開始多感覺案主無法清楚陳述暴力史、對相對人異常恐懼、疑似精神異常、容易拒絕服務，她們遭受的主要暴力並非以肢體傷害、威脅恐嚇為主，而是各種對她們的孤立隔離、羞辱貶抑、日常生活的命令限制、監控貞操等；2013年我們將這類個案命名為高壓控管個案；並進一步將高壓控管個案放入家暴服務體系與知識系統檢視，發現高壓控管個案是被家暴強調肢體暴力的法定定義以及強調安全的服務體系所排除（現代婦女基金會個案服務組、王增勇 2013；王增勇、陳淑芬 2013）。社工在這類案件進入服務系統的初期危機處理階段，因無法立即指認高壓控管對案主人身安全的影響，或個案拒絕服務，社工常無法順利達成「維護被害人安全」的重要任務，而將其結案；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高壓控管個案甚至是高危機個案1，其拒絕服務往往造成家暴防治體系服務輸送的集體挫折與焦慮。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是延續2013年對高壓控管個案的辨識，以社工實務經驗為基礎，進一步整理社工對高壓控管個案的處遇，探討社工處遇如何回應高壓控管個案的特性，以維護被害人安全。本研究也反應現代婦女基金會在高壓權控個案服務上的進展，藉由從服務經驗中反思高壓權控個案被服務體系排斥的現象，指認出高壓權控個案的特性後，直接促成社工在直接服務上的敏感度，因此在過去兩年中開始有意識地服務高壓權控個案，才得以進行本次研究的經驗整理。

全球家庭暴力防治最重要的進展是將家暴的定義與處遇司法化，包括家暴被定義為犯罪行為，警方可採取預防性羈押、發明保護令制度以保護被害人、對加害人進行處遇計畫等；而家暴定義司法化後，身體傷害幾乎成了家暴的代名詞，看不見婦女遭受更多、傷害她們更深的是羞辱貶抑、孤立、日常生活各種控管（Stark，2007）。國內家暴防治體系的主流論述亦是以肢體暴力為主，並以致命性作為評量風險標準，高壓控管個案長期受到加害人在生活細節上嚴密控制管理，且因全面結構性的控制關係使得嚴重肢體暴力的必要性降低，反而因沒有明顯的肢體暴力與致命的立即危險，無法被家暴體系「看見」；家暴防治體系以法律手段為核心的防治策略，而這往往不是高壓控管個案一開始會採取的行動策略，使得高壓控管個案無法獲得所需的幫助（王增勇、陳淑芬 2013）。全國各縣市家暴防治體系執行安全網方案的經驗顯示，「高危機低意願」個案的服務輸送是共同困境2，而高壓控管個案正是實務上「高危機低意願」個案的重要類型之一，某程度反映了主流的家暴知識體系無法貼近高壓控管個案的真實生活所致。

「家暴的本質是權力控制」，這句話雖然家暴防治成員都朗朗上口，但在實務操作上卻往往流於口號。家暴防治成員習於以「暴力的嚴重程度」來區分（肢體暴力很嚴重的個案也可能不是權控個案）個案，而非以「暴力本質/權控」為區分標準。對加害人的危險因子評估又容易局限在個人病態因素（如酒藥癮、精神疾病、前科記錄、人格特質等）。「權力控制」的本質在「家暴司法化」的歷程與實踐中因此被隱藏未現。因此，本文的第二個目的，是將高壓控管的社工處遇放在家暴防治知識體系下檢視，重新喚起家暴防治體系對權力控制本質的理解與重視。

貳、研究過程、設計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方法中的參與式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行動研究很重要的意義是行動者對其自我、對自我所處之社會位置、情境、社會經濟政治的環境結構、對自己在某一社會情境下的行動、以及/或對自己行動所產生之影響所進行的自主研究(陶蕃瀛 2004)。本研究是基於社工實務工作者在實務工作中的某類型個案--高壓控管個案--的理解，並進一步從自身服務經驗中，整理能將服務輸送給高壓控管個案的關鍵；並希望透過研究，能省思家暴知識體系的建構對社工實務的影響，並對主流的家暴知識系統提出建議；而這也符合行動研究的重要精神，即研究或行動的目的是為了促使社會正義與社會實踐。本研究同時是行動研究中的參與式研究，因為本研究的研究者也是行動者；且非由單一研究者、而是由多位研究者(同時也是行動者)平等參與研究問題的形成、研究資料搜集與資料解釋與撰寫。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是從一位專家3與十位社工員4共同參與，進行方式是2014年3月至12月、每月進行一次聚會討論，每位社工員輪流在每月固定聚會中提出個案報告，共有十個個案故事（個案的基本資料詳見表一），與會專家及社工員對於個案狀況或社工服務過程進行提問與相互回應；由於參與的十位社工並非均參加過2012年的研究，舊成員的社工文本多能在上次研究的基礎上往下延伸，對社工服務歷程的討論與省思較多；而新成員的故事文本較容易將篇幅與重點放在個案受暴故事的描述（我們將個案受暴狀況整理為表二）。我們於2014年7月、11月分別進行五個個案的整理，12月再進行十個個案的總整理。本研究的資料包括社工員的文本、每次會議錄音逐字稿，專家及社工們再將所得到的資料進行整理與歸納分析，形成我們對於遭受高壓控管婦女的辯識和服務內涵的討論。

依著上述程序，每位社工員透過自己報告與參與他人報告的討論中不斷地回觀與反省自己的服務歷程，重新檢視自身是帶著什麼樣的視框去服務這些個案，如何有別於一般個案的服務；並省思一般個案服務的知識體系為何不適用於高壓控管個案，知識體系應如何修正。這樣反覆回觀與省思的過程將有助於產生後續新行動的知識，解決實務問題。

表一：個案基本資料

個案	個案1	個案2	個案3	個案4	個案5	個案6	個案7	個案8	個案9	個案10
年齡	54歲	52歲	50歲	36歲	50歲	39歲	46歲	41歲	45	50歲
職業	公	會計	服務業 (便利商店)	外商公司學術兼職研究人員	圍棋老師	清潔管家自營	看護、幫傭	服務業（客運兼彩券售票人員）	服務業 (卡拉OK店)	食品批發銷售
婚姻狀態	結婚23 年	交往近20年	結婚11年	結婚 7 年	結婚22年	結婚10年	結婚10年(已離婚)	結婚21年	結婚3年	曾同居近12年
保護令	已取得保護令	已取得保護令	聲請保護令後撤回	未聲請保護令	已取得保護令	已取得保護令	取得保護令	聲請保護令後撤回	已取得保護令	未聲請保護令
是否為高危機個案	否	是 (TIPVDA＞8)	是 (專業評估)	否	否	是 (TIPVDA>8分)	是 (TIPVDA>8分)	是（TIPVDA>8分）	是	是 (TIPVDA>8分)
子女	1女1子 (20歲、18歲)	1女 (17歲)	2女（9歲、5歲）	1女1子 (4歲、3歲)	1子1女 (均20歲以上)	1女（3歲）	8歲(意外死亡)	１子（19歲）１女（14歲）	無	2女1子（32歲、30歲、26歲）
娘家	與娘家斷絕往來	與娘家少有聯繫，娘家人不知悉兩人仍交往中	與娘家有往來，但娘家於大陸支持少	與娘家有往來，支持多於壓力	與娘家有往來，壓力與支持均有	外籍配偶與娘家有往來、娘家支持多	外籍配偶與娘家有往來、娘家予情緒支持	案父母皆罹患慢性病，案主需協助照料案父母，與娘家往來密切	有娘家往來，但娘家不支悉受暴狀況	與娘家有往來，支持多於壓力，但無直接介入
社工服務期間^¹	1年1個月	1年8個月	1年5個月	5個月	1年4個月	3年1個月	2年	5個月	3個月	8個月

1 社工服務期間的計算是社工從接案開始至結案或在研究討論提案時(在案中個案)為止。

表二：個案受暴狀況摘要

個案	個案1	個案2	個案3	個案4	個案5	個案6	個案7	個案8	個案9	個案10
受暴狀況	肢體暴力	肢體暴力	肢體暴力	肢體暴力	肢體暴力	肢體暴力	肢體暴力	肢體暴力	肢體暴力	肢體暴力
	無	偶有發生性暴力	徒手毆打頭部、腳踹身體、勒掐脖子	無	發生過二次，主要是因為談離婚事宜	三度懷孕皆遭毆打、逼迫墮胎強迫性行為	發生至少4次	徒手毆打臉部、身體、肩膀用皮帶抽打	˙懷疑外遇時毆打 ˙強迫發生性行為	頻繁發生、徒手毆打頭、腹部，掌摑，勒掐頸部
	威脅恐嚇	威脅恐嚇	威脅恐嚇	威脅恐嚇	威脅恐嚇	威脅恐嚇	威脅恐嚇	威脅恐嚇	威脅恐嚇	威脅恐嚇
	˙不斷傳簡訊威脅殺或傷害案主 ˙誣指案主與他人有染 ˙至案主公司站崗 ˙威脅離婚、趕她出門 ˙損毀玻璃桌、用高爾夫球桿打爛衣櫥、將衣服剪爛、焚燒神像 ˙狂罵幾小時 ˙散佈案主和案子亂倫、案子是同志的事	˙跟蹤監視(直接監視、電話/傳訊監控行蹤) ˙貶抑案主的貞操/自我價值感 ˙到案主住處及工作地潑漆，讓案主因丟臉而換工作、搬家 ˙帶案主到深山拿刀威脅殺害	˙持刀威脅要殺害 ˙威脅離婚就拿不到監護權、看不到小孩 ˙誣指、羞辱案主與老闆、客人有染 ˙抨擊案主性別、國籍身分：大陸妹滾回去、大陸人沒有資格發言；婊子、母狗等	˙以業障說恐嚇案主不配合會有報應 ˙以子女威脅恐嚇案主順從，否則會提離婚讓案主失去監護權 ˙時常羞辱案主有精神病	˙故意在半夜或清晨製造很大的聲音嚇案主 ˙持刀恐嚇 ˙要案主記帳請款，若案夫覺得不必要的開銷就不支付或寫借據才肯提供生活費 ˙案夫照顧小孩，要求案主付臨托費	˙懷疑外遇 ˙摔東西、羞辱 ˙威脅不幫案主辦身分證、威脅要通報她跑掉 ˙繼子女協助監控、通風報信 ˙家人吃飽才能吃、或根本不被允許吃飯 ˙故意嫌案主煮得不好吃、將菜餚丟在地上 ˙向案主要錢去嫖妓 ˙要性交易對象打電話羞辱案主	˙威脅殺害或自殺，曾到案主工作地喝農藥威脅。 ˙威脅不幫案主辦身分證、要離婚 ˙誣指案主與老闆/批貨商有染	˙懷疑外遇，整晚剝奪睡眠、要求寫自白書陳述自己無其他曖昧關係 ˙曾不定期到案主工作地點監控案主，探視案主是否有與其他人曖昧關係	˙懷疑案主與客人有染 ˙持剪刀剪下案主頭髮，威脅案主撤回保護令 ˙跟蹤監視案主上下班及居住的環境	˙持刀威脅 ˙摔砸物品 ˙以子女安全與顧客關係進行恐嚇 ˙虐待案主寵物 ˙自殺威脅 ˙e-tag追蹤案主活動範圍 ˙掃街搜索 ˙工作地站崗 ˙密集通訊騷擾，干擾睡眠 ˙國道開快車或一般道路逆向，或重做家事，製造恐怖氣氛
	孤立	孤立	孤立	孤立	孤立	孤立	孤立	孤立	孤立	孤立
	˙騷擾親友，令他們不能出面挺案主 ˙從大陸打電話監控案主是否在家，若發現不在家，相對人就誣指外遇、罵三字經，令案主不太敢出門	威脅、騷擾案主親友、捏造對案主不實指控，降低親友及正式資源對案主的信任感及協助意願，達到讓案主認為自己是自願隔離與親友接觸的目的	˙沒收手機、鑰匙 ˙禁止外出、非得外出則婆婆跟隨 ˙朋友來訪則婆婆在場監聽話題 ˙禁止外出工作。 ˙扣留案女護照，讓案主無法帶離案女。	˙以葷素為由請案主跟朋友斷絕聯繫、跟娘家少往來 ˙向案主的朋友和娘家人散播案主有精神病 ˙原要求案主不能工作，擔任全職助手或全職家管 ˙惡意阻撓案主與案子女的聯繫	不詳	˙限制案主行動，不讓案主出去工作、買菜只能半小時 ˙不讓案主去學中文、把書丟掉	˙誣指案主外遇、在外交友複雜，不值得信任˙對社政、警政、醫療、教育等網絡人員說案主母職有問題。	˙不定期查看案主手機 ˙透過家裡的監視器裝置監看案主 ˙掌控案主與外界、與正式資源體系(社工、警察)連繫情形	˙於司法人員面前塑造案主不良形象	案主與案娘家或子女的接觸，是引發下次暴力的原因之一，迫使案主只能減少，而子女當時不能諒解
	日常生活控管	日常生活控管	日常生活控管	日常生活控管	日常生活控管	日常生活控管	日常生活控管	日常生活控管	日常生活控管	日常生活控管
	˙指責案主母職	˙控管案主作息出入 ˙破壞案主交通工具	˙沒收錢、案女護照	˙扣押案主健保卡 ˙案主工作和生活全需配合案夫的步調 ˙給予案主永遠不足的生活費	˙限制家中開關燈的時間	˙冬天時關掉瓦斯讓案主洗冷水澡 ˙不准案主信仰回教 ˙不准案主用冰箱、消毒奶瓶	˙指責案主母職 ˙不准案主兼差 ˙不准案主與外籍人士交朋友	˙扣住案主的存摺與提款卡，案主的薪水全數交給案夫，讓案夫統一分配 ˙案主覓職需取得案夫同意	˙不給案主家用 ˙限制案主的工作	透過威脅恐嚇方式，讓案主不敢表達己意，例如想吃什麼、不想去哪裡都幾乎不敢說，多順從

叁、研究發現

本研究的主要焦點是高壓控管個案的社工處遇，個案處遇是由「建立關係」為起點，而高壓控管個案因為被家暴知識體系排除，很容易在服務初期即流失。因此，研究發現依照服務時間軸線，將服務歷程分為「建立關係」與「建立關係後」兩個階段討論。在「建立關係」一節我們將闡述「讓個案不流失」的方法。在第二節，因為長期遭到高壓控管，這些個案被剝奪自由與自主權、喪失自我、被孤立隔離，我們將討論與案主建立關係後，社工如何協助「促發案主內在質變」，並「建構外在多元支持體系」以打破案主孤立狀態，達到案主生活自主的目標。

一、建立關係

討論社工服務歷程，我們必須把社工與案主的互動放入現有家暴社工的工作脈絡與家暴體系的主流知識系統中思考。社工與案主一開始接觸，以搜集資料和建立關係為主要目的。一般而言，在初始階段，一如所有個案般，家暴社工除了了解案主需求及提供相對應的資源服務外，尚需搜集案主的受暴史與因應方式以進行安全評估，並訂定初步的安全計畫，以回應現有家暴體系對人身安全的重視。實務上常見的安全計畫就是當下立即報警、聲請保護令、離開相對人（含搬家、庇護安置等）。社工的工作脈絡則是建構在重要的家暴防治政策下，對本研究的社工而言，就是責任通報、垂直整合服務模式及高危機個案安全網方案。社工在個案量高、不允許被害人發生致命事件的要求下，社工發展出個案分類分級原則，快速、有效率地提供服務；高危機個案、有具體受暴事件（而非權控關係）、案主有意願接受服務（此項為成人保護案件受案指標）都是重要的開案指標。高壓控管個案因長期、頻繁地被相對人在生活點滴上控管，失去自己的聲音與各種自由，再加上日常生活控管被家暴定義排除，以致她們來到社工面前，常無法清楚陳述暴力史，社工不認為其遭受的暴力有致命性。再因案主對相對人非常恐懼、有「無所不能的加害人想像」，被害人多不敢報警、離開、或採取法律行動，並認為這些行動反而會激怒相對人，造成更嚴重的暴力；因而社工與之討論安全計畫時，案主很容易拒絕服務。若以一般案件的流程進行，這些案件確實很可能被社工以「案主無服務意願」而結案。

重新理解「拒絕服務」的個案

如果依照一般家暴處遇習慣，高壓控管個案常常會拒絕服務，這類個案通常不會被服務，也就不會有社工處遇的經驗可言，那本研究的個案經驗又如何而來？從表一來看，本研究討論的十個個案有七個是高危機個案，社工不敢逕行結案1，因此保留下來服務，不然很有可能會因為拒絕服務而結案，因此如何不因個案「拒絕服務」而停止服務是社工與高壓控管個案建立關係的第一個挑戰。首先，社工必須要能看見「拒絕服務」不是表面字義上的拒絕，反而有其多元的意涵需要被看見。「拒絕服務」對很多婦女而言，是害怕惹惱相對人，導致更嚴重的暴力。個案2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案例。

「…這案件其實剛進來的時候也是高危機案件，她101年底的時候進案，那但是其實我跟她聯繫，她一開始就是很明確的拒絕服務的這一類型，她就說她現在很好，不需要任何服務，強烈的跟我講說不要警方去約制告誡對方。因為她說完全不會有幫助。她也不需要我們協助。那我跟她聯繫很多次都是一樣的回答。中間很多次還有包含她根本不接電話…」（個案2，逐字稿，P1-2）

「…因為那男的不斷騷擾，97年也有傷害到她，所以後來案主第一次就是聲請保護令，也告了傷害。後來保護令順利核發了，也有發遠離令。可是這男的那時候看起來也不怕，還是照樣跑到她家敲敲門再離開，打開門就沒人阿！過一下子又來這樣，她就報警，而且報了很多次這樣，可是那時候警察就跟她講阿人就已經不在，是能怎麼處理？而且很多次都是這樣，也沒辦法處理違反保護令的事情，所以她那時候就有感覺，就是請警察來也沒有用，因為這男的很厲害，打了就跑，她也覺得保護令沒用，因為根本沒辦法處理。再來她傷害告訴，其實也是有被起訴的，而且法官本來要判罪。但是開庭的時候，就是相對人不在庭上的時候，法官其實有跟案主講說，這個人其實用法律很難規範他，把他關一關出來，他會更嚴重。這樣子的過程也讓案主覺得說，法律告了又怎麼樣…到了出來之後他一定又會要報復我，所以我還是永遠都逃離不開他這個感覺。所以因為97年這樣求助的經驗不是很好，所以她就覺得說找正式資源也沒用，後來只好勉強又跟他回復了關係…」（個案2，逐字稿，P.3）

個案2一再拒絕社工的服務，明確且強烈地表示社工和警察的協助均無益於她的安全，甚至以「她很好」的說法拒絕外界繼續探問。案主2過去曾報警、聲請保護令、告過傷害，但實際上卻對相對人無明顯約制效果，案主仍然繼續遭到騷擾、報警反而遭到警察奚落，甚至連法官也向她透露判刑反而會讓相對人變本加厲，影響個案2在2012年通報時無接受服務意願。除此之外，長期困在高壓控管的關係中，也讓「她不覺得其實有人可以接納她長期在這關係進出，但是又沒有決定要離開的這樣的狀態」（個案2，逐字稿，P.8）。無法讓別人理解、說不清楚自己的受暴與受困，亦是高壓控管個案拒絕服務的重要原因。因此，拒絕服務可能代表個案不認為外界的介入是有效的。

個案8是以常不接社工電話、與社工約好會談卻不赴約，婉拒社工服務；後來社工甚至接到個案突然來電說：「希望可以終止服務關係，不需要社工再協助，現在的問題透過夫妻溝通就可以解決，先生也沒有再打，不要浪費社會資源」（個案8，逐字稿，P.27），宣示自己的安全以拒絕社工介入。個案8不僅認為外界介入無效，甚至認為外界介入讓她陷入更危險的情境，因而拒絕再接受社工服務：

「…102年7月兒子受暴，當時兒保社工的介入就下場都很不好，也是讓阿芳[案主]受暴的狀況更嚴重，因為阿文[相對人]以為是阿芳通報，因此把阿芳綁在樓梯口，不斷打阿芳巴掌，她差點昏過去這樣。然後也因為阿芳呈現一種驚弓之鳥，就是不太對體系講太多這種習慣，加上後來養成的、對體系經驗過後的排斥…」（個案8，逐字稿，P.29）

對個案8而言，社工介入後確實曾讓她受暴更為嚴重，而這也是相對人的孤立手段，禁止她向外界求助。類似的控制手段也出現在個案8去電社工表示要終止服務關係時，後來社工才知道當時案主被相對人逼著將電話擴音出來、要她拒絕社工服務，個案8的拒絕服務成為她當下的安全策略：

「…她跟我拒絕服務的當下，後來才知道就是阿文當時要求她把手機開到擴音，她心想，眼下『只能得罪一方人』。我聽她這樣講，我就越來越明白說，其實她對體系的拒絕，其實就是她的「安全策略」，也是她對阿文『輸誠』的一個表現，她當下也做了一個判斷既然現在沒有要離開…所以她決定要拒絕體系，換取短暫的安全」（個案8，逐字稿，P.29）
個案8當下的危險評估與安全策略看來合情合理，但若未有機會理解，社工只會留下案主求助態度反覆的印象。因此，社工必須警覺到有時案主的拒絕並非出於自願，而是當下自保的不得已行為。

個案10未積極接受服務也是因為過去求助經驗不佳、擔心他人不能理解。她嚴重受暴後曾接受庇護安置，但安置期限只有一週、未準備好就遷出，讓她重返相對人身邊，她深刻感受到家暴防治體系協助的有限性；而報警讓她感到被警批評「這個男人這麼爛，妳也再回去」（個案10，逐字稿，P.13），未能感受到被防治體系的人理解，影響她再次向正式體系求助的意願。個案10的社工聯絡不上案主，改而聯絡其安全聯絡人－案女，個案10因不希望社工聯絡女兒造成女兒擔心，才主動跟社工聯絡。

因此，高壓控管個案的「我現在很好」、「不需社工再協助…先生沒有再打」、不接電話等拒絕服務方式其實常有著不為人知的弦外之音。這三個個案是因為高危機個案的身份，且社工從現有的不完整資料感到「案主很危險」而被社工留在手上繼續處理，但與個案維持著薄弱的關係。個案2和個案8的社工是運用「與案主談安全以外的需求」獲得與案主深談的機會（個案2是談就學補助、個案8是談經濟補助），才使得信任得以建立，關係才有所突破。個案10的社工是尊重案主、相信及等待案主自行回報安全狀況，慢慢讓案主信任社工，才有機會了解當時案主拒絕服務的脈絡。上述三個個案拒絕服務的背後都有對家暴防治體系主要安全策略的質疑，確實，保護令、刑事告訴、庇護安置、社工介入並無法保證被害人安全，被害人最「安全」的做法反而是拒絕服務。面對高壓控管個案，上述安全策略都需要更細緻的操作才能進一步保護被害人，我們將在下一節回到此問題的討論上。

綜上所述，高壓控管個案的「拒絕服務」有其多樣的意涵，反映出案主不被理解的經驗、過去求助無效、內心無力或恐懼的狀態、她們對當下的危險評估或安全策略、她們的孤立狀態，甚至可能是相對人的控制手段之一；而非不關心自身安全、習得無助感、態度反覆、不願意接受服務。重新「看見」個案的拒絕服務，讓我們因此開展出不同的服務之道，在個案被控管嚴重、或受暴後懷疑接受服務的有效性時，強力介入反而造成個案的危險升高或以善意謊言婉拒；相對地，以理解代替對被害人的評斷，給案主一個空間因應眼下的相對人控制手段；或是與案主討論出可能的聯絡時機、尊重案主主動聯絡的頻率；或從安全議題以外的需求與案主接軌，撐開社工與案主建立關係的空間。

因此，與高壓控管個案工作，社工需要不同於一般家暴個案的工作方法。既然個案在一開始接觸時可能不容易清楚陳述受暴史、可能拒絕服務以自我保護、不易採取法律行動，社工認為重要的安全策略－如保護令、提告傷害或違反保護令、庇護安置等，對高壓控管的相對人或被害人無法自然奏效，此時，社工最重要的，不是借助熟悉的服務流程與知識，反而應該保留原來家暴強調安全與案主改變意願的視框。

「懸置」理所當然的家暴視框

我們發現「懸置」是家暴社工在與高壓控管個案建立關係時，需要發展的能力與技巧。「懸置」（Bracketing）源於現象學對事物的認識過程中所提出的概念，在認識過程中，所有的觀察者都無可避免地帶著自身過去的經驗所學習的視框在理解事情，對於觀察者本身的主觀經驗，現象學提出觀察者要能夠覺察自身既有的視框，並將這個視框存而不論，讓自己在觀察過程中可以盡可能地看見新的事物，不受到既有視框的完全控制。這個將自身視框存而不論的過程就是「懸置」。要注意的是，現象學在知識論上的客觀性，不是否定自身的主觀經驗，而是承認與看見自身的主觀，然後加以節制而達到某種程度的客觀。這種客觀性被稱為柔性的客觀，或是反身性的客觀，廣泛地使用在詮釋典範與批判典範的質性研究上。現象學提醒我們，看見一件事並非自然天成的，所有觀看者都有既定的立足點，而這個立足點是社會建構而成的。現象學挑戰這種自然立足點的思維,試圖將這種思維「放進括弧/懸置/存而不論」。這並非否定事實世界的存在,只是把任何關於外在事物的時空存在的判斷,予以暫時中止,並投以質疑的態度。存而不論只是把自然立足點的思維暫時擱置,讓這個思維不能發揮影響,進而使研究者能集中注意力,專心分析意向經驗中的基本內涵（陳明珠 2011）。家暴社工雖不是做研究，但每個受暴婦女都是社工要「認識」的對象，在形成對婦女的認識過程中，社工帶著家暴體系建構在社工身上的立足點。因此我們發現現象學所提示的「懸置」對於被現有家暴體制排除的高壓控管個案格外重要，社工必須要有意識地看見家暴體制在自身所形成的視框，在服務過程中加以「存而不論」，才能有新的空間聽見婦女的聲音，新的認識才能開啟新的關係。

「安全至上」是現行家暴體系的視框之一。現行家暴社工的任務是維護被害人的安全，核心工作就是安全評估與安全計劃，是以接觸每個新案時，蒐集資訊、評估及處遇都是以安全為重要焦點。這些家暴的知識、工作流程透過政策、教育訓練、考核評鑑等方式深化在社工日常工作中，假以時日，社工會這套家暴服務的視框內化成日常理解案主的眼光，並形成工作習慣而不自知。然而個案2、8、10的服務經驗顯示，談論「安全」不一定在每個時刻對個案都是一個「聽的進去」的「安全」話題，需要瞭解到個案受困在關係中的情境與脈絡中往往有其他重要的議題，社工認為重要的安全議題不見得可以被案主所理解。換言之，社工應從案主的反應敏感到當下是否為安全議題的討論時機，因此第一個就挑戰了社工慣常以安全為焦點的會談習慣。

例如，個案2的社工在旁敲側擊下，確認案主目前人身安全暫時無虞後，開始嘗試放下以安全為會談重點的堅持，有意識的避開暴力相關用詞，以案主較不排拒的其他話題或工作目標，維持著與個案的關係。因此，社工能意識到「案主現階段不能談安全議題」，放下身為家暴社工對制度要求以安全為重的焦慮，真誠關心案主其他生活面向，慢慢建立關係，後來個案2終於在安全的時機點揭露自己高壓控管的處境與過去不佳的求助經驗；社工也才得以在真正理解個案的基礎上與案主討論適合案主處境（不斷然離開關係），並發展更為細緻的安全計畫。

個案2的例子中，社工還懸置了家暴防治體系另一個常見的習慣，就是「離開相對人比留在關係中安全」的預設。個案2曾經離開到國外，但還是被相對人找到；後來分居，但仍不斷被相對人騷擾，從她的經驗中她發現離開後並不會「從此過著快樂日子」，也不是高壓控管或暴力的結束。相同地，個案8求助後反而被相對人更嚴重地施暴，她從許多危險情人在分手（離開關係）後遭殺害的例子中發現「離開不一定比較安全」，有時反而引發致命危機。但是，在現行家暴體系中，受暴婦女最常被社工質疑的就是「為什麼不離開」，許多與家暴體系接觸一段時間的婦女很快就覺察家暴體系對受暴婦女的期待，個案10一開始不跟社工透露太多內心想法、遭受的暴力，就是擔心社工及警察質疑她這一點：

「…她如果全部說出來的話，變成說『好像是賞自己一個巴掌』，因為妳又回去了嘛，與其不說，我也不用去圓那個謊，我也不用去圓當時跟妳說的這些事情，『妳為什麼要回去？！妳不是說這個男生很壞嗎？！妳為什麼又回去？！妳不是賞自己一個耳光嗎？！』就是怕不被理解…我[案主]一路走過來，是很複雜的…可是後面我們[案主]有很多的糾結沒辦法一下就解決，沒辦法說ㄘㄟˋ就ㄘㄟˋ…」（個案10，逐字稿，P.14）

個案10感到留在關係的原因複雜、難以說清楚，但又容易遭外人質疑，因此選擇很保留地跟社工揭露自己的受暴資訊；面對這樣的個案，社工很重要的是懸置家暴體系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受害人離開比較安全」視框，解除婦女的疑慮後，才可能聽到婦女選擇不離開的考量，這樣的理解將為案主未來的安全工作開啟一扇窗。

若案主進案時願意和社工談論到受暴狀況，社工被訓練要搜集案主最近一次受暴事件、代表性的受暴事件（如第一次、最嚴重一次暴力事件等），並據以評估其受暴的危險程度；暴力事件的搜集應具體，並符合「人、事、時、地、物」的司法案件陳述原則，以便於後續採取法律行動。但高壓控管個案並不一定有肢體暴力，頻繁的日常生活控管又被法定的家暴定義排除，容易讓社工感到案主說不清楚、暴力不嚴重，阻礙社工進入案主的世界。換句話說，家暴服務司法化的結果導致社工要求案主要能將受暴史說的具體，以供日後司法之用的視框，往往讓社工不願聆聽案主的聲音。因此在搜集暴力史時，社工需懸置「案主需清楚陳述暴力史」、社工要聽到「具體暴力事件」的框架，放下對被害人受暴不嚴重的評判。

本研究中個案1無遭受肢體暴力，社工一開始原本受到家暴社工司法化的視框所影響，對案主高度的心理恐懼感到疑惑與不解，但社工以「好奇」與「傾聽」代替對案主的「質疑」與「判斷」，與案主的工作得以延伸下去：

「…就是跟事實跟他的性格好像落差很大，所以社工會好奇，想要多知道那恐懼是怎麼來的，然後所以社工作了一個方式，就是去聽她的婚姻故事發生了什麼事，就是更細微的一些事情。不然好像，我也不知道，就，她到底在怕什麼？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我猜啦。我那時候的處遇是就是一直去聽她的故事，把她在她婚姻裡面，比如說我聽到她長期處於一個驚嚇的狀況，所以我會去做一個反映的部分，去肯定說，她其實在過程中，她會順著前夫的情緒去爭取到離婚，去肯定他那個努力這樣子。接著才會去跟他慢慢討論那個安全的計畫…我覺得在這過程中，要是以前就會跟她談，往法律這層面走，這是我覺得…好像跟案主接近的時候會，那個策略上會，先從她的恐懼出發，而不會先從法律切入…」（個案1，逐字稿，P.2-3）

在這段陳述中，社工做了數度「懸置」的動作。雖感到個案1精神暴力的嚴重程度不高、案主的高度恐懼並不合理，但社工仍懸置了這個習以為常的安全評估，藉由傾聽婚姻細微故事的方式試著理解「她到底在怕什麼」，社工同時懸置對案主恐懼的否定，也懸置「要案主具體陳述暴力事件」的要求，因為這樣的懸置才讓社工理解到原來案主「長期處於一個驚嚇的狀況」，因此一點風吹草動就會造成他極度的恐懼；在這樣新的理解下，懸置社工馬上進入法律或安全計畫討論的工作習慣，社工將案主的內心狀態像鏡子般反映給案主，肯定案主在暴力下的努力，讓案主看見自身的力量。

懸置的重要性在於社工要意識到體制對自身的涵化作用，作為團體的成員，社工在日常生活中會內化家暴體系的集體文化，但這些文化所預設的視框具有放大特定經驗與隱藏其他經驗的效果，例如暴力定義放大肢體暴力，而淡化高壓權控關係的生活暴力；這些視框所反應的經驗世界往往立足於特定人群的經驗，而對其他不被包含在內的人群具有排他性。懸置的工作依個案狀況可發展出各種不同的方法、內涵與層次。懸置家暴視框是實務工作者面對高壓控管個案時，需要經常反思的重要步驟，檢視自己視為理所當然的假設、理念與服務提供。懸置家暴視框與慣常的工作習慣，是希望創造一個空間，讓社工可以聽到、看到案主的真實樣貌。只要案主開始陳述，社工就有機會了解個案。

Husserl的現象學把懸置視為「回到事物本身」的必要手段和路徑。懸置可說是一種對事物判斷的中止，將過往以為不可動搖的信念真理加以括號，使其設定失去作用，如此事物的本質才有還原的可能。換言之，懸置可以說是還原的關鍵與條件，沒有懸置，還原是不可能的 (Husserl,李幼蒸譯,1994:112) 。面對高壓權控的個案，社工必須要懸置現有家暴體制加諸在其身上的視框後，才能讓個案的生活世界還原在社工眼前，社工看見後才有可能與案主建立真實的工作關係，社工才有可能可以「如是接納」高壓控管個案不易為人所知的生活世界。

高壓控管個案因為被家暴體系排除，在尋常視框下的社工會看不見高壓控管，難以理解案主。而「理解案主」的關鍵點，最基本、重要的態度就是「如是接納」。現行的家暴服務體制，社工背負高案量、個案不能致命的壓力，社工因此發展出對個案分類分級的方法，以求服務效能。高壓控管個案則挑戰家暴的知識體系與服務方法。分類分級背後有一個社工對個案的分類系統，配搭合適服務的想像架構，這是一個以「社工之所欲」，非而以「如個案所是」所建構的個案分類處遇系統。高壓控管個案由於長期在高壓控管的關係中，經歷自我消蝕的歷程，對於外界事物的認知遭到相對人所控制而多所扭曲，因此高壓控管個案所呈現出的生活世界往往不易為外人所理解與接受。因此，要與高壓控管個案建立關係，需要社工「如是接納」案主。

「如是看見與接納」是哲學家Iris Murdoch對愛的基本定義，人對他人往往帶著自己的期待，以致於無法給出足夠的空間讓對方做自己（林雅萍，2011）。這個定義的提出反應出當代社會的演變，已經進入高度規訓的社會狀態，社會中充滿了對「人該如何活著」的規訓。因此，Foucault（1982）提到，現代人的問題不是「如何做自己？」，而是「如何拒絕成為別人要我們做的『那種人』？」在規訓社會的脈絡中，家暴體系也可以理解成規訓社會的一種機制，充滿了家暴婦女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規範。因此，要求社工「如是接納」就是接納案主真實呈現在社工面前的樣貌，不用習以為常的家暴視框、分類系統、不啟動家暴社工特有的道德判斷以評斷個案。「如是接納」的建立關係原則要求社工接納個案在其分類架構外的不同樣貌，案主可能是消極的、抗拒的、說不出的恐懼、甚至面對暴力是順從、自我歸咎或自我規訓。懸置與傾聽之外，社工要進入案主的世界－與社工完全不同的世界，還需要有「敘事想像」的能力。

敘事的想像

無論是與個案建立關係、重新看見案主拒絕服務的多種樣貌、懸置慣常的家暴視框，目的都是要「進入與貼近」案主的世界，包括案主外在的生活世界及案主的內在世界。但高壓控管個案的日常生活被頻繁、多層面控管，與社工自由、自主的日常生活形成極大差距；社工重視人身安全相對於案主關心婚姻關係及家庭完整；個案的「異常」恐懼對照著社工冷靜理智；個案順從奉獻的傳統女性圖像又與社工獨立自主的現代女人形象大相逕庭（現代婦女基金會個案服務組、王增勇 2013）。一般社工教育中理解案主的方法就是傾聽、同理、接納，但社工要能聽懂、理解生活經驗、內心世界完全不同的人，需要有「敘事的想像」。

Nussbaum (1998:11)將敘事想像（narrative imagination）定義為一種站在與自己不同的人的位置去思考這個人所經歷的可能經驗。敘事想像包括透過想像的使用去理解他人對自身經驗賦予的意義，並成為一個可以聰慧地閱讀別人生命故事的讀者，以理解他人在其處境中的情緒、願望與想望。Nussbaum (1998:99)認為敘事想像可以說是一種以好奇與慈悲的心情，將他人的觀點放入自己內心的能力。Nussbaum認為這種慈悲是公民責任的關鍵本質。沒有這種進入他人生命經驗的慈悲，公民社會將無法產生連結與生命共同體。

社工的緣起本就是因為對社會苦難的慈悲，本於對他人的受苦經驗的不捨與不忍，社工投身自我知識與技能的發展，經過一百多年的歷史成為一項助人專業，但敘事想像是社工專業自始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的關鍵。但在社工成為科學的過程中，社工的知識偏向實證典範的通則性知識，也就是經由歸納法獲得的理性知識，例如藉由驗證特定工作模式對特定族群服務成效的驗證，而將特定模式列為特定領域的主導工作方法。在這個領域工作的社工，就會在這個通則所建構的視框裡去理解個案的生活世界，無法放入這個視框的生活事件就會被邊緣化或是排除。這種對個案的理解是「理性推理的想像」，但敘事的想像是鼓勵社工進入個案的故事中，透過同樣作為人的共感，去體會個案的經歷，並想像個案作為人在其環境中的能動性。這種想像不只是理性的邏輯推理，更動員社工自身的生命經驗在理性與感性交替中，進入個案的生命故事中。這種理解不是理性上的知道，而是感性上帶著人性溫度的貼近。要跳脫目前家暴社工司法化的困境，社工需要重新拾回以案主生命為中心的聆聽態度，我們名之為「敘事的想像」。

敘事想像對服務高壓控管個案的重要性在於，社工在傾聽個案陳述其經驗時，高壓控管個案多認為他人不易理解其身上發生的事，陳述日常生活的暴力與控管事件時，可能會隱藏、選擇性述說、甚至扭曲，因此顯得瑣碎、零碎片斷、甚至前後邏輯不一、無法連貫，如果沒有留意注意細節，這些片段瑣事很可能會因為不符合社工期待的「人事時地物」的司法事件描述方式而被忽略。面對這些高壓控管個案，社工需在頭腦中重新整合案主的感受、想法、經驗、以及經驗對個案的意義，這種整合的過程不只是重組事件，更是將事件還原到當時發生的情境與脈絡，對事件產生新的理解與體會，因此是一個對事實的理解與對事件脈絡化的想像的雙重過程。案主陳述的經驗（敘事）就像是提供一些素材，而社工的想像就是「將素材整合成故事」的過程，對於案主沒有說、或是沒有能力說清楚的部分，社工透過自己過去服務的經驗對家暴婦女生命所累積的厚度，去加以填補其空白，這樣的能力即是「敘事的想像」。透過「敘事的想像」，社工才可能看到「高壓控管」，或理解個案深度的恐懼，又或理解她不離開的原因、失去自由的狀態等。

個案6在社工接案初期被評估為「權控不嚴重」的個案，因為她結婚七年只發生過三次肢體暴力，加上她已聲請保護令、行動也有自由，自主性似乎沒有問題。兩年後案主在團體活動中提到她懷孕時因先生常不讓她吃飯，而且想到案夫及其繼子女對待她的事，她常痛苦到睡不著，她會半夜散步到超商，連吃2、3個便當，吃飽一方面覺得胎兒的營養才夠，另方面吃到很飽她才睡得著。社工因此開始關注她過去未曾陳述的結婚歷程、過去稍提過但不被社工重視的精神虐待，及她曾形容自己在家像僱人、有時形容自己像乞丐、有時說自己像隻狗的生活情境，透過重新邀請案主陳述婚姻與生活歷程、夫妻關係，社工才看到案主被「高壓控管」的樣貌。個案6的社工有一個契機，啟動「敘事的想像」，將過去聽到的不完整的控管資訊喚起拼湊，再懸置過去對案主「權控不嚴重」的錯誤評估，以開放的態度重新傾聽案主的婚姻及生活，因而重新認識案主；也看到案主在法律手段的保護下，狀似安全（未再有肢體暴力）卻仍常遭騷擾的狀態。
個案1在漫長的23年婚姻生活中，不斷受到各種威脅、辱罵、貶抑、懷疑外遇，她曾向社工描述需不斷忍受、壓抑又感覺內在情緒滿溢的矛盾狀態：

「…然後那時候印象最深刻就是她跟他說想要換掉舊的洗衣機，他忽然就暴怒，一直罵她很浪費、賤女人、討客兄，就是能想到的難聽字眼就罵，至少罵了兩個小時。當下她無法反駁，想說讓他把情緒宣洩完，因為不宣洩完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但是她內心其實很多情緒沒表達，當天她們兩人也一起回到家，他也去睡覺了，只是當天她就呆坐在客廳上，她覺得自己快崩潰了。她覺得無法平復心中情緒。她拿出一張白紙，寫出這幾年他對她罵過的所有難聽字眼，然後開始往牆壁貼，沒想到貼滿了整面的牆壁。她望著整面白紙牆壁，她虛脫了…」（個案1，逐字稿，P.1）

案主1的描述也需要社工啟動「敘事的想像」，社工可以與她的恐懼、憤怒、窒息的情緒接軌，也可傾聽一張張白紙背後的高壓控管故事。後來個案1的相對人至大陸工作後仍不斷傳簡訊威脅恐嚇，案主感到驚嚇害怕、讓她聯想有殺妻新聞，所以她乾脆把所有簡訊刪掉。社工聽到的反應是「刪掉就沒有證據」，背後帶著家暴司法化的視框在看案主的行為，但如果我們可以拼湊上一段逐字稿中案主所處的高壓控管處境的窒息感與案主刪掉簡訊的反應，透過「敘事的想像」，反而可以理解，個案1刪掉簡訊正如其他高壓控管的婦女遺忘暴力細節，都是自我保護的方式；而這和社工認為保全證據以保護自己的法律行為正好相反。而這個例子也提醒我們，社工要擺脫自己的世界與觀點、進入案主世界是多麼不容易，社工需要更有意識地覺察及反思自己與案主的對話，更開放地從案主的角度進行「敘事的想像」與重構故事。

社工懸置習以為常的家暴與助人視框、如是的接納案主後，才能帶著好奇和同理，開啟「敘事的想像」，重新理解案主在社工面前呈現的迷霧樣貌、串連案主奇特的行為反應與情緒狀態，整合、看見案主的真實處境。與案主建立關係，是充權歷程的開始，社工能理解案主，代表她的聲音跟經驗開始會被尊重及重視，代表她長期被孤立的世界開始有了裂縫。一旦裂縫出現，社工的介入與服務就可以開始進入。

二、內外交替、左右夾擊的服務策略

一般家暴個案的社工處遇重點就是暴力教育與討論安全計畫。暴力教育在教育案主其遭受家暴、人身安全受到法律的保障、破除家暴迷思；常見的安全計畫有離開相對人（如到親友家住、接受庇護安置、另外租屋等）或迴避不互動（有受暴徵兆時回房間並上鎖、立即報警）、採取法律手段（搜證、驗傷、聲請保護令、提告刑案）等。但高壓控管個案因其最常經歷的羞辱貶抑、孤立、日常生活控管、監控貞操被現有家暴定義所排除，社工以肢體暴力與威脅恐嚇為主的暴力教育、法律手段都不適用於高壓控管個案，個案容易因為感到不被理解而認為求助無用，如我們上節討論過的個案2，即使有了保護令或提告傷害，對相對人的騷擾、跟蹤、控管並無明顯約制效果，讓案主對求助感到無望。個案10的安置經驗顯示安置期過短、無其他配套措施，案主再次返家又重覆受暴，安全策略效果有限。高壓控管的威脅恐嚇、孤立及嚴密控管手段，讓個案隨時處於高度恐懼中，不敢離開相對人；或疲於應付各種控管、喪失規畫思考能力，被剝奪離開的資源，無能力離開相對人；或者被害人在暴力趨緩時總懷抱相對人可能變好、家庭可維持完整的希望，持續留下關係中。協助高壓控管個案，需重構案主內在的認知與強化內在能量，並打破她與外在世界的隔離狀態。本節目的即是說明高壓控管個案的社工服務內涵，我們將分為「促發案主內在質變」、「建構外在多元支持體系」兩部份闡述，但在實施過程中，兩者往往是同時並進、交替運用的。

（一）促發案主內在質變

為案主的處境正名：高壓控管

從上節我們對拒絕服務的討論可以得知，高壓控管個案對自己的受暴處境難以言明，不易為他人了解，因此協助其了解自身處境、相對人對她的所做所為在她身上發生什麼事，常常是社工服務輸送的起點。

個案2與相對人的關係糾纏近二十年，相對人的威脅恐嚇、跟蹤騷擾、命令限制層出不窮，案主即使逃到大陸，仍被相對人找到，後來只好又回到關係中；就算兩人後來未同居，相對人仍有各種方法監視、恐嚇她，案主認為相對人很聰明，讓她覺得自己就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高壓控管個案長期處於複雜的控制關係中，其對親密關係的認知深受相對人的影響，因此容易產生混淆或謬誤，因此針對相對人對案主認知的長久掌控要進行「反洗腦」，協助案主重建暴力與關係的認知就是很重要的工作。個案2的社工就不斷帶著案主分析並重新認識她的受暴情境：

「…前一年我[社工]花了很多時間，除了建立關係上，一直在跟她[案主]反洗腦，然後，我試著去讓她看到她男朋友做這些事情的脈絡是什麼？想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譬如說，要孤立她，或是讓她害怕，以至於可能都不去求助這樣。那我也嘗試用加強她對關係，或是生活界線被侵犯的那種很痛苦的感受，然後讓她了解說，其實那個不是愛。如果真的健康的關係或愛，其實不會讓你有這種感覺。然後，其實他的手段都是一種情感綁架的陷阱…」（個案2，逐字稿，P.7）

社工讓個案2對自己的處境有一個全面整體的理解，把相對人的各種控管手段串在一起，分析相對人的手法、目的、兩人的權力互動關係、區分「愛」與「控制」的差別，讓案主理解她身在高壓控管的陷阱中，以致於越來越孤立、與外界隔離。一旦案主開始接收新的資訊與關係詮釋，就開始重建對自我處境的認知。案主和社工在過程中同時感受到案主處境的生動樣貌，透過案主的敘事、社工的重構故事、案主再進行細節補充、社工再做出反應，在這個一來一往的敘說與再說過程，案主與社工兩個不同世界產生交集，並共同建構一個新的故事。

女性主義學者Dorothy Smith（1987）指出正式知識與女性經驗世界之間的落差是父權結構的重要一環，更直指她所屬的社會學理論反應的是男人的世界與男人的利益，女人的經驗在社會學找不到語言敘說自己的經驗。這種失語狀態是女性經驗被排除在既有知識場域的普遍現象，因此女人需要透過集體分享的過程，創造與發展屬於自己的語言。在這樣的精神下，我們將本研究在家暴體系中不被看見的個案，命名為「高壓控管」，就是希望透過這個命名可以讓她們被看見。在這次研究中，我們看到有婦女透過這個命名看見自己，讓自己的經驗得到一個被說的機會。例如，個案4在通報過程中從醫務社工口中得知自己被「高壓權控」，因而本會社工在一開始與案主工作時，案主並不會呈現說不清楚的狀態，反而是滔滔不絕把自己被不平等對待的經驗告訴社工：

「…她從去年五月中在醫院有跟社工談過之後，她就開始有自己在婚姻中被控制的一種自覺，然後開始主動向外求助，那我已經是她至少第六個正式和非正式的資源，所以俐利[案主]看到我[社工]的時候是不間斷、不停頓一口氣說了很多她的故事，然後也已經有自己是被高壓權控的認識，就這個詞她居然可以自己說出來…」（個案4，逐字稿，P.5-6）

由於相對人時常羞辱她有精神病、有業障、是不夠格的母親（請參見表一），個案4常常陷入自我懷疑與否定的惡性循環中，「高壓權控」一詞彷彿讓案主從過去被污名化的委屈中為自己重新正名，個案4因而有一個理直氣壯的立足點為自己發聲。

個案看見自身被高壓控管後，社工可以說明案主的權益，如家暴法對人身安全的保障、我國憲法對人民自由的保障、民法對人格權2的保障等，協助案主找到自身法律及社會保障的基礎，尋回自己作為一個國民應有的權益。換句話說，社工可以透過公民權利的論述賦予個案新的主體性，而不再是個被貶抑的受害者。個案6是新移民，在社工接案初期尚未取得我國身分證，以為自己沒有受到我國法律的保護，社工告訴她，她的人權及尊嚴與是否取得我國身分證無關，在台灣土地上的人，其尊嚴與安全均受到我國憲法保障，她和女兒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她可以搬出去、與丈夫(相對人)分居；她有基本人權，沒有人可以對待她讓她毫無尊嚴。後來個案6在她和女兒再次被打後就搬出去，即使後來因為保護令到期被丈夫要求回家煮飯，她勇敢地向丈夫及繼子女表示，她會煮飯給他們吃，但拒絕再當他們的傭人、被羞辱對待。

暴力教育及法律權益說明其實是一般家暴社工常見的工作內容，在此要強調的是，羞辱貶抑、孤立隔離、監控貞操、日常生活控管被家暴法排除，因此社工在與案主工作時，除了家暴法外，也可擅用民法特殊人格權的保障，特別是對人民名譽、自由、隱私、貞操等的保障，來應對上述高壓控管手段。讓案主明瞭相對人的權控行為不為社會所接受、法律亦有規範，案主認知到自身處境的改善有捍衛的基礎，因而才能產生希望。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細緻靈活的安全計畫

然而要脫離高壓權控關係，非一蹴即成。案主對自身處境及權益的認識並不會讓相對人不再控管案主，尚需社工與案主討論安全計畫，進入家暴社工最核心的任務與最熟悉的工作內容。因為高壓控管案例中所使用的手段都相當細微而且多變，因為相對人會從日常生活中即興發展新的手段，因此高壓控管個案的安全計畫就需更為細緻、靈活，即使是常見的報警、庇護、聲請保護令、搬家等策略也要討論相關細節，避免重蹈如個案2過去求助無效的覆轍。

如個案2的相對人常騷擾、跟蹤案主，社工請警察約制相對人、陪同案主請大樓警衛阻止相對人前去騷擾，但高壓控管的相對人常又會再發展出新的控管策略，社工就需再和案主討論破解的方法：

「…我[社工]有陪她[案主]去跟大樓的警衛說不要讓這個男的[相對人]上去，那大樓警衛現在就知道說要幫她，因為很危險這樣。然後呢，這男的就很生氣，因為他就被阻擋很多次。結果有一次，他不是破壞她的機車嗎？因為個案又急著…中午要去送飯給考試的女兒，他就逼她：那你就上我的車。個案就上車之後，他就騎，第一個他就騎到大樓警衛面前說：『你看，我們夫妻倆這麼好，你幫她幫什麼啊？湊什麼熱鬧啊？』這樣子。警衛後來對個案非常生氣，她回去就被問說：『那你現在是怎樣？』還好個案是有跟他講說她是被逼的，拿簡訊給警衛看，警衛才覺得OK，啊，怎麼會碰到這種人…」（個案2，逐字稿，P.5-6）

面對像個案2詭計多端的相對人，社工陪伴案主從實際經驗中拆解控管手段，不斷累積案主突圍經驗，讓案主實際經歷改變雙方權力動力的可能，案主內在的安全感才會慢慢上升。

又例如個案10體驗到過去十二年來與相對人的關係週而復始，相對人終究無法改變，因而決定離開、搬家；但由於相對人熟悉案主工作及生活習性，過去曾一個一個市場找（市場是案主工作地點）、或一條街一條街找案主，因此社工就與案主討論搬運車要停在地下室，而不是方便搬運的一樓，以避免被相對人看到，而使用地下室又需得到大樓管理員的允許，因此要先照會管理員；搬家同時換掉車牌，開車從市場離開時要請市場的管理員幫忙取車；因相對人騎摩托車多在平面道路上搜尋她，開車時儘量走高速、快速道路等等。相對人會針對案主的特性發展控管手段，被害人的安全計畫也需「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考量相對人的特性，如生活作息習慣、過去如何重覆找到案主等，都應列入安全計畫考量。

討論十個案件的過程中，我們在多個案件上看到保護令核發後，對案主肢體暴力、威脅恐嚇多有明顯效果，但因保護令未能看到並積極回應日常生活控管手段，對高壓控管的約制效力就大打折扣。雖然保護令規範相對人不得再對被害人施以「精神暴力」，但是法官、家暴防治體系、一般民眾若無日常生活控管、孤立等是「精神暴力」範疇的概念，保護令就將高壓控管排除，因此未來相關的司法倡議將是重要的工作。

解構「介入無效」、戳破相對人全能形象

許多高壓控管個案在長期疲於應付各種控管手段的經驗中，容易發展出「無所不能的加害人想像」及「任何行動都不可能有效」的認知，讓她們對採取行動感到猶疑，即使採取行動，如上述個案2的相對人，總會再發展出新的控制手法，案主因而也會懷疑行動的有效性，甚至感到無力與挫敗，而放棄反抗。一般人也許認為「相對人從此不再出現」才代表安全策略有效，但實務經驗告訴我們，有些高壓控管的相對人意志堅定、控管手法的創造力層出不窮，因此社工需帶領案主看到安全策略有效的蛛絲馬跡，增強案主持續保護自己的信心。個案2的社工就認為：

「重建個案對求助經驗的詮釋也是至今一點都不能鬆懈的工作目標，必須非常細緻的探問個案過去求助的每個過程細節，才能找出其中可以扭轉的點，讓個案知道對方還是會怕的、策略其實是有用的，增加她的求助動機」(個案2，逐字稿，P.4)

個案2的社工彷彿與案主併肩做戰，與相對人來場耐力賽，堅持下去是重要關鍵，每次安全策略執行之後，社工與案主仔細了解相對人當下反應，並做出解讀。例如報警是個案常用的安全策略，有時相對人會在警察抵達現場前即離開，案主通常認為策略無效，而社工進一步解讀「相對人跑掉正是害怕警察的明證，否則大可留在現場」，重新建構案主對介入效果的認知。

個案1的相對人即使兩造離婚後仍不斷誣指案主外遇，甚至寫黑函到案主工作的公司，案主的長官告訴她「你們都離婚了，所以不需要理會」；案主聲請保護令後，相對人的簡訊威脅、羞辱有明顯收斂；經過社工一再解讀、回饋給案主，案主才慢慢意識到相對人好像也「沒這麼厲害」。個案6是新移民，在社工服務前常因新移民的身份被歧視而感到求助無效，相對人更加為所欲為，社工介入後，案主聲請保護令、提告違反保護令，相對人接受處遇計畫、因被判緩刑需定時向觀護人報到、參加戒酒治療等等，二、三年下來，案主觀察到相對人在社工、警察、司法人員面前不敢造次，案主不再被限制在家以後，開始與外界接觸，發現相對人識字及表達能力不佳，在幫女兒取名、報戶口、詢問公務資訊時幾乎可用「什麼都不會」來形容，完全扭轉案主心中相對人的形象；反而案主雖是新移民，卻能順利處理生活大小事。個案對「介入無效」、「相對人無所不能」的信念既是各種控管交錯、累積形成的，社工也需從生活實踐的點點滴滴、反向解開交錯的鎖鍊，讓案主從高壓控管的囚禁中解放出來。

協助案主與相對人分化

在案主能看到自己處於高壓控管的處境、相對人的控制手法與目的、相對人並非無所不能等，拉開自己與相對人的距離後，接下來的最重要任務的是幫助案主形成「界限」，改變原本的不斷忍耐、退讓的習慣，形成並確立自己的底線，不再過度同理相對人，權控關係就能漸漸鬆綁。例如，個案8將相對人監控她歸因於相對人的母親曾背叛父親的事實，因此對相對人的監控行為有一份理解與體諒，即使談到她的金錢、存摺被嚴格管控，她在社工面前仍處處維護相對人。經過社工從經濟、討論未來生活規畫入手，案主因而另開戶存下社工為其申請的補助，做為緊急預備金，這樣的具體作法直接促成案主「與相對人分化」的象徵意義開始萌芽。相同地，個案10的相對人從小缺乏母愛，而案主形容自己有「滿滿的愛」可以改變相對人，希望可以感化相對人；透過社工協助及案主自我整理，覺察到自身的態度是一種「聖母瑪莉亞情節」，個案10體會到她長期忍耐、包容，相對人仍難以改變，她決定放棄；這個念頭讓她解開兩人綁在一起的鎖鏈，開始與相對人分化。

設定界限、與相對人分化，代表案主對兩人權力控制關係有一定的認知，被害人從保護自己人身安全的層次，開始發展「內在獨立」的能力。

安心、立命

高壓權控長期的效應是個案身心受到折磨、多有焦慮、憂鬱、失眠狀況，並喪失自由、自主。社工在服務歷程很重要的就是協助案主身心照顧、重新定位自我，發展「內在獨立」能力。
個案4長期被相對人污名化有精神病，卻又扣留其健保卡不准其就醫、不准她去工作卻又羞辱她需依賴他來養、歸咎她為不適任的母親而限制其照顧子女、進而限制她探視子女。相對人控管手段越來越多，案主更形煩惱、憂鬱、焦慮。個案4有高學歷，因此案主決定外出就業，打破自己依賴無能的標籤。但身心壓力反而把自己累垮，社工的處遇是：

「重視俐莉[案主4]的自我照顧，提醒俐莉要把忽略以久的身體警訊放在心上並去看醫生，與俐莉一起討論工作外的生活規劃，著重自我照顧、自我發展，藉由生活安排，暫時跳脫對孩子想念、對先生憤恨的迴圈，把自己的身心安頓好…」(個案4，逐字稿，P.6)。

個案4的社工與案主討論拿回健保卡、就醫、讓案主在藥物協助下先穩定身心，以正向規畫生活，轉移案主沈溺在負面情緒中，減少負面心理能量對案主的侵蝕，增強「我能」感。除此之外，社工並引導個案4看到自己工作的成就感、安排心理諮商增加案主對自己的了解、討論如何自我負責及與夫家人溝通、如何在空間上與子女隔絕的狀況下發揮母職等等，安頓案主的身心。

高壓控管個案的身心照顧內涵需回應到其高壓控管的手段與效應，增強案主的內在力量、並增加解決問題技能（例如母職、細緻的安全計畫、經濟能力提升等等），讓案主安心、立命。案主在這個過程中也重新定位自己，把自己角色定義的詮釋權從相對人手中拿回。例如，個案6多次因懷孕、相對人以經濟因素為由毆打案主、逼迫她墮胎，個案6在懷第三胎時向外求助（前兩胎都因而墮胎），得知自己的權益，捍衛自己生育的自主權，對相對人表示「自己會養育子女」、不需相對人出錢。個案6自己定位自己的角色，再加上保護令的保障，相對人對其限制漸漸減少。案主的經濟獨立也是其和女兒安全計畫的一部份，後來其經濟獨立能力大幅進展，開創自己的人生。

對應高壓控管個案的說不清楚自身處境、認知扭曲、介入無效及無所不能的相對人想像、失去自我等特性，社工服務高壓控管個案，本研究發現，可從為案主處境正名、陪伴案主訂定並執行對應其控管手段的安全計畫、累積成功因應經驗，以重建案主的認知、破除無所不能的加害人想像、發展自我，讓案主內在產生質變、脫胎換骨。社工進入個案的生活，給予個案一股理解和支持的力量，但個案要真正跳脫原先的高壓權控關係，往往需要多元的網絡、資源共同協助，才足以產生跟相對人抗衡的力量。因此在社工服務進入的同時或之後，隨之帶來的往往是服務網絡的進入。接下來我們就討論社工如何協助案主，從與相對人的單一權控關係、轉為多元體系的支持關係。

（二）建構外在多元支持體系

在高壓控管的案例中，個案原先的處境都被相對人限縮在「家」的場域中，而相對人握有個案生活的決定權、個案自我形象和定位的詮釋權，案主身處的是傾斜的權力控制關係和封閉的時空。為打破案主的孤立與單一權控關係，社工需協助案主引入網絡、正式與非正式資源，讓案主與社會其他系統重新連結。但家暴網絡成員或社政服務系統往往也是相對人操弄被害人形象的最佳場域，所以社工與網絡合作的第一個工作，就是破除網絡成員「值得幫助的被害人」迷思。

破除網絡成員「值得幫助的被害人」迷思

在個案對外求助、想要採取法律手段或離開時，相對人常利用一般人對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好女人或好母親的道德想像，將個案塑造成有問題的人，在對被害人不夠了解的狀況下，網絡成員有時會陷入相對人操弄的心理戰術，個案易被誤解和指責。上節討論中，曾提到社工、案主與警察、警衛等資源合作，共同維護被害人的安全，但如個案2的相對人就設計讓案主上他的車，在警衛面前將案主塑造為「有問題的被害人」的形象，企圖再次孤立案主，使個案更加依附關係、更加依賴相對人，相對人因而取得對關係描述的發言權。

個案7是新移民，相對人亦擅於利用她新移民的身份及語言的弱勢，多次向社工、警察、司法人員等指述案主交往複雜、不適任母職，企圖使她向外求助受挫：

「…先生[相對人]會對警察或家防官數落蒂亞[案主7]，指稱蒂亞在外交友複雜、有外遇，例如說跟老闆、跟批貨的人、還認識一堆外勞、有非法打工行為、孩子有唐氏症照顧不好等等。家防官知道先生喝酒狀況多，不過也因此對蒂亞有所懷疑，除了問蒂亞，先生所說的是不是真的?家防官也會問社工，蒂亞是不是有先生指稱的問題。先生也會去跟兒子的社工單位說個案蒂亞的不是，以及質疑蒂亞的照顧能力，強調蒂亞語言不通、甚麼都不懂。兒子的社工同樣也會問蒂亞、問我們，到底蒂亞是不是有這些問題…蒂亞和網絡成員又掉入先生的說詞中，疑惑、質疑與澄清又互相交雜著…」（個案7，逐字稿，P.29-30）

從個案7的例子中，相對人先對網絡成員以個案有交友複雜、有外遇、照顧不佳等面向數落個案，扣合著社會文化對於女人要「溫柔單純」的形象、堅守貞操、「好媽媽」等期待和要求。這些說詞確實先一步影響了網絡對個案的印象，而個案在高壓權控關係的耗損，加上身處異國的語言限制，多難為自己發聲，這些指責又有社會文化的共識撐腰，很容易讓網絡成員質疑被害人的道德適當性，進而認為案主「不值得幫助」。

因此，社工就要不厭其煩地一再向網絡成員說明、澄清事實與相對人所言不符；再者，社工要說明相對人的控管及操弄的策略及目的，讓網絡成員理解案主受暴的脈絡，切斷對被害人的道德不適當性的想像、看到高壓控管操作的痕跡，或加強案主受助的合理性，網絡成員才會持續協助被害人。

形成高壓控管破解陣線

社工結合正式與非正式資源，目的是破解相對人高壓控管牢籠、解除對被害人心理及社會層面的效應。例如個案3因為被丈夫懷疑外遇軟禁在家、婆婆還會協助監控，後來夫妻爭吵下相對人將案主趕出家門，期間有警察、社工、里長介入案家，將暴力認知教育帶給案家成員及案夫的友人。後來案主心繫子女返家，案夫在里長及案夫友人的見證下簽了悔過書，且不再限制案主外出工作。後來案主再次受暴，婆家人即會出面制止相對人及調解，而不是協助限制案主。後來案主更利用案夫糖尿病就醫的機會，與醫生討論案夫的情緒管理與飲酒行為，案夫在醫生衛教及藥物治療下，喝酒行為及情緒控制皆有所改善。

除了一般案件的連結資源流程外，高壓控管個案需要社工當個案、網絡單位人員間的串線人，特別是安全計畫的合作，社工要確保案主及網絡成員均能接收到完整訊息，包括跟雙方確認安全策略的執行狀況及效果，並能適時肯定網絡的協助：

「…個案還寫信給我說：他真的這麼怕警察嗎？最近真的沒有動作了欸。然後我就跟個案說：有。因為約制了兩次。就是同一天兩次。然後我就打給家防官說：家防官，你約制的非常有效果…」(個案2，逐字稿，P.12)

社工透過與案主及資源網絡討論、回饋解讀、破解相對人手法、調整行動策略、看到成果、相互充權，社工將案主、網絡連成一個或多個合作陣線，翻轉案主被控制的角色、地位。個案6的社工除了結合警政、觀護人、處遇計畫人員，甚至因為新移民的高壓控管多與其身份有關，也要結合各種生活適應及歸化資源，與外在世界連結，個案6的社工表示：

「…我也像新移民社工，就是要辦身分證、健保卡、駕照，那時候為了這個事搞了一陣子，然後列印印尼考題，但聽說考題都是舊的，她[案主]還一直跟人家吵，我還跟監理所人員聯絡了半天(笑)，然後有時候幫忙打電話給房東。為了她創業的事情，因為她溝通能力，雖然她到處去問，可是有時候到了有一些需要電話溝通講不清楚、她聽不明白的時候，就是會希望我做一些幫忙，然後我有幫個案的點心送SGS檢驗…」（個案6，逐字稿，P.11-12）

所以，舉凡辦理身分證、健保卡、考駕照等單位，都是協助個案6獨立自主的重要網絡單位；甚至社工協助案主的經濟獨立而連結食品檢驗單位。社工本身可發揮陪伴、溝通橋樑、資源連結或開創的角色，陪著個案開拓新的生活。

一旦案主與這些多元的資源體系連結，案主的封閉、孤立崩解，一方面降低相對人塑造的全能、權能感，一方面也持續奠下和重建個案的自我感。在這一降一升的動態轉變中，個案有希望能逐漸瓦解或淡化對相對人的恐懼，而在自我重建中長出自己的力量，和找到未來要走的方向。這樣的關係網和效果，可以試著用下圖來總結：

社工與個案、網絡的工作關係

案主與相對人原來是單一權控的關係，社工及資源網絡的介入也許並不一定能夠讓案主與相對人的關係成為平等關係、或是案主就選擇離開相對人，但是可以讓案主在面對相對人時，背後由於有社工和資源網絡的理解與相挺，原先處境封閉單薄的個案，開始有了多元支持網絡穩定地支撐著，從中能發展自我和能力，和貌似全能的相對人抗衡，淡化或瓦解和相對人的權控關係。個案與相對人終能逐漸分化，走出原先被限縮的世界，擁有自由與自主。

肆、討論與結論

對於社工在家暴體制裡的反思

本文針對高壓權控個案的服務方式，提出「懸置」、「如實接納」、與「敘事想像」的原則，這些原則固然是助人工作者的基本態度，但針對高壓控管個案這種被制度性否認的個案，這些態度就格外重要。作為體制的成員，「懸置」對於家暴社工而言，是有意識地與家暴體制保持距離，讓社工從既有與個案互動模式中被解放出來。一如胡賽爾的現象學對「懸置」的詮釋一般，「自然世界通過懸置一無所失，但研究者卻可以藉由存而不論的方法，獲得了一種新的經驗方式、思維方式和理論方式，可以在觀察世界的視界上，獲得了可能的自由」(Husserl,李幼蒸譯,1994:112)。懸置家暴體制的視框後，社工才有可能重新看見案主。

同樣地，在社工服務體系逐漸標準化的今日，社工作為助人者對人的慈悲與好奇正日益消失，社工需要透過「敘事的想像」，重新恢復對人的關懷。資深家暴社工柯麗評（2009：87）的博士論文《當敘事、女性主義走入社會工作－再度遇見受暴婦女》，就針對敘事中的聽者，也就是社工，有以下的詮釋：「對於聽者而言，相當重要的是從傾聽中聽出敘說者隱藏的文本，並經由覆述，讓敘說者的文本擴展開來，原先潛藏的意義得以浮現。聽者傾聽的重點不在於過去事件的確實描述，而在如何重構過去事件成更有利於敘說者未來生活，更能整合敘說者整體生命的敘說。」柯麗評訴求家暴社工重返聆聽婦女故事的聽者角色，放在家暴社工服務司法化的脈絡下，顯出「敘事的想像」不僅只是服務高壓控管個案的一種能力，更是家暴社工重新找回自身作為社工的主體性。

社工的主體性立基在社工對於社會正義的價值信仰，敘事想像對柯麗評而言，具有為邊緣人發聲的意涵：「敘事研究…當中相當重要的是如何讓邊緣族群的聲音得以被聽見。這些人在長期遭受多重歧視情況下，聲音常無機會表達，或主流社會對他們的聲音充耳不聞。而所謂的對其聲音充耳不聞，意思不在於這些人是否開了口說了話，重要的是他們的生活、語言是否能更貼近地被瞭解，其聲音的被詮釋是協商而非被單方地界定。另外，這些詮釋裡，是否帶有許多主流社會既定;然對這些邊緣族群是不利甚至歧視的看法。（柯麗評2009：91）」

重新思考結案指標

個案服務流程的最後一個步驟是結案，本研究從高壓控管個案的角度，對家暴體系的結案指標進行討論與反思。根據家暴防治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家庭暴力成人保護案件的主要的結案指標是「家庭暴力情形已改善或安全無虞」。此結案指標的實務解讀常是看「暴力事件」不再發生，特別是指肢體暴力事件，或是被害人離開關係、與相對人再無瓜葛。然而，參與本研究的社工一致認為，高壓控管個案的結案指標更在乎在關係中的自我保護、界線維持，以及案主內在自覺、自主性的提升，當個案的能力與自信得以重構、能長出力量保護自己，劃清與相對人的界限時，自主地決定關係去留，才是社工認為重要的結案指標。相較於原來的指標，案主自主性與能力的提升才是高壓控管個案的結案關鍵。

高壓控管個案象徵家暴典範轉移

高壓控管個案因為被家暴法與服務體系排除，以一線社工熟悉的家暴知識體系與操作流程，無法順利提供服務給高壓控管個案。主流的家暴知識體系是採用司法的概念（包括民事及刑事），將家暴定義為犯罪行為（大部份是傷害罪），加害人應受到懲罰和矯治，並建立保護令制度、預防性羈押及加害人處遇計畫，Stark（2007）稱之為「家暴司法化」的歷程，造成身體傷害幾乎成了家暴的代名詞。本研究發現，家暴司法化的歷程重視肢體暴力、明確的威脅恐嚇事件，使得被害人與加害人的權力控制關係不見了，因此高壓控管個案被家暴體系排除，在實務上也罕被列入保護令的禁止行為範圍。事實上，大部份高壓控管手段從未入罪，也無適當的衡量標準及罪名（Stark，2012）。

今（2015）年2月4日我國家暴防治法修正通過，家庭暴力的定義修正為「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1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令人振奮的是，脅迫控制正是家庭暴力的本質，期待因法律定義的影響，家暴防治體系能「看見」高壓控管；保護令也能明將高壓控管各種手段列入禁制令的範圍，讓遭受高壓控管的個案獲得法律上的基本保障。

2013年我們第一次發表高壓控管研究時，我們以為高壓控管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個案，但從本研究討論個案的經驗中，個案6的社工特別提出「重新看見高壓控管」的經驗，其他參與社工也有類似的實務體會。再參酌Stark的理論，都說明高壓控管個案並非特殊類型的個案，而是過去我們看不見高壓控管，忽略案主告訴我們的資訊，只聽見具體的暴力事件，未去探索家暴視框外的資訊。再者，因為權力關係會變化、流動，權力控制關係可能淡化，同一個案在不同時間點來到社工面前，高壓控管樣貌可能有疏密程度或階段之分。因此，社工在與案主接觸的過程中應以開放的態度，了解案主與相對人過去至今的關係與動力變化，不只懸置家暴司法化的視框，同時也要懸置「嚴格標準」的高壓控管視框。

過去高壓控管個案既被家暴體系排除，此類個案的社工處遇實務尚待發展。本文從社工實務經驗出發，從高壓控管的特性整理社工處遇方法。高壓控管個案讓我們重新思考個案拒絕服務的意義，在建立關係方面，社工需先懸置熟悉的家暴視框，對案主如是接納，創造一個空間開放地聽個案敘說，並運用「敘事的想像」，整合個案陳述的、表面上不相干的情節，才能進入案主的世界，看到個案的真實生活樣貌。社工與案主建立關係後，才能進入工作關係。高壓控管個案的社工服務是內外兼備的服務歷程，個案因失去自我、隔離孤立，因此社工要促發案主內在質變、建立外在多元支持體系，解構無形的高壓控管牢籠，讓案主重拾自主、迎回自我、與社會再度連結。

高壓控管個案被家暴防治體系排除，背後是家暴司法化歷程，並造成權力控制的家暴本質在防治體系中式微。高壓控管個案挑戰現行的家暴知識體系，重新看見高壓控管，也象徵家暴防治體系重新看見脅迫控制關係，象徵家暴典範的轉移。家庭暴力法定定義的修正，即是一個重要指標。而高壓控管個案的實務工作研發才剛剛開始，仍待國內家暴實務界持續發展。

參考書目

王增勇、陳淑芬（2013）。你聽不懂我的恐懼：不被看見的高壓權控暴力。2013研究學會年會。台灣社會研究學會主辦。2013年10月5-6日，台北：世新大學。
林雅萍（2011）。盲目的愛?啟明的愛? 一- Iris Murdoch 論愛與看見。《生命教育研究》，3（2）：121-151。
吳啟安（2014）。家庭暴力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危險管理過程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論文。
現代婦女基金會個案服務組、王增勇（2013）。日常生活中的隱微暴力:看見親密關係暴力的高壓控管。發表於現代婦女基金會102年度婦女人身安全實務研討會「性別暴力被害人多元賦權的省思與實踐」，102年5月10日。
柯麗評（2009）。當敘事、女性主義走入社會工作－再度遇見受暴婦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研究所博士論文。
陳安駿、臧國仁（2011）新聞報導的時間共感與想像–敘事理論之觀點。中華傳播學會2011年年會論文。引自：http://ccs.nccu.edu.tw/word/HISTORY_PAPER_FILES/1351_1.pdf。
陳明珠（2011/1/23）。現象身體：性/別的本質還原。取自：http://cc.shu.edu.tw/~gndrshu/meeting/8_5.pdf。
陶蕃瀛（2004）。行動研究：一種增強權能的助人工作方法，應用心理研究23:33-48。
Foucault, M. (1982).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H. L. Dreyfus & P. Rabinow (Eds.), Micha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pp. 208-226).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Nussbaum, M.C. (1998). 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c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mith, Dorothy E.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tark, E, (2007). Coercive Control: How Men Entrap Women in Personal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rk, E,(2012). Re-presenting Battered Women: Coercive Control and the Defense of Liberty. Presented i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Complex Realities and New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 Les Presses de I’Universite’ du Que’bec.
von Wright, Moira (2002). Narrative Imagination and Taking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thers.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21(4-5), 407-416.

新移民高壓控管的特殊性

klavier1976 — Fri, 04 Dec 2015 04:37:52 +0000

文/陳淑芬、張妙如、林怡萱、曾淑玲

摘要

新移民高壓控管的特殊性，即新移民的身分成為高壓控管的標的與場域，如以「大陸妹」、「外籍新娘」等稱呼貶抑其獨立個體的存在；視新移民為家奴加以控制管理，家人並形成控管連線共同監控、管理新移民，特別表現在監控新移民婦女的身體、性與貞操；利用新移民無法獨立辦理居留和歸化國籍，威脅控制新移民女性；加害人利用語言優勢掌握發言權與詮釋權，並利用社會上對「外籍配偶」的負面刻板印象，操弄外界對新移民婦女的觀感。新移民婦女高壓控管現象反映的不只是新移民被暴力對待，更是種族被壓迫的事實。本文指出，新移民高壓控管及反壓迫的社工實務，應從「認真聆聽」開始，對新移民表達平等、尊重，翻轉其在家庭及社會中被視為次等人的不平等位置。社工並應反思對跨國婚姻及新移民女性的刻板印象，提供身體同在的陪同服務、成為新移民的代言者及倡導者，破除家人控管連線及家暴防治網絡成員的迷思，協助新移民建構多元支持體系，翻轉其被孤立隔離、歧視的處境。

壹、前言

2012年現代婦女基金會個案服務組（現改為家暴防治組）開始注意到一群受暴婦女，她們遭受的暴力主要並非肢體暴力，而是各種對她們的孤立隔離、羞辱貶抑、日常生活的命令限制、監控貞操等，我們將這些暴力樣態命名為「高壓控管」（現代婦女基金會個案服務組、王增勇 2013）。當時我們討論的個案並無新移民婦女。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及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的統計，新移民（含外國籍及大陸港澳籍；不含已歸化者）的人口數約占我國總人口的1.47%，而97至103年新移民遭受親密關係暴力者則占總該類型受暴人數的11.29%1，其通報受暴比率遠高於其人口比率。新移民遭受婚姻暴力的現象與問題早已受到學術界、實務界的重視（如潘淑滿 2002、陳淑芬2003、劉珠利2004、周憶如 2011等），其遭受的家暴樣態，與本國籍婦女的明顯不同之處，即是夫家人的歧視與貶抑、要求新移民盡量在家、非必要不准外出、用居留權與身分證的辦理當做控制手段等；且第一線服務受暴婦女的工作人員多指出，協助新移民婦女的經驗及困難與協助本國籍受暴婦女截然不同，包括語言溝通的困難、無法提供深入的心理支持、深入討論暴力的認知與本質、及婚姻選擇的議題等（潘淑滿2002）。從新移民明顯遭受的行動控制、孤立隔離來看，新移民確實遭到高壓控管，但我們進一步要問，新移民婦女的高壓控管樣貌與現象是否與本國籍婦女不同？社工又要如何提供服務？此即本文主要探索的問題。

2014年，我們持續以討論社工實務經驗為基礎，進一步整理社工對高壓控管個案的處遇時，其中有三位社工提出新移民個案（包括一名大陸籍個案、二名印尼籍個案），我們發現新移民個案因其身分、語言文化的差異、公民權取得的國家法令諸多規定，造成其特殊的高壓控管樣貌；而社會上普遍存在著對「大陸新娘」、「外籍新娘」的刻板印象與歧視，家暴防治網絡人員亦受影響，往往造成新移民求助困難，及家暴防治網絡成員提供服務的障礙。因此，我們將此三個新移民個案的服務經驗獨立整理。本文將說明新移民婦女高壓控管的特殊性，特別是放在與「本國籍婦女高壓控管個案的相異處」的脈絡下，說明新移民高壓控管的特性；並依其特性及在主流家暴知識的脈絡下，嘗試整理與提出社工處遇的建議。

貳、新移民高壓控管的特殊性

本文焦點在整理新移民高壓控管個案的特殊之處，特別是對照我們2013年對本國籍高壓控管個案的研究發現，新移民個案在「呈現在社工面前的樣貌」、「高壓控管手段」有何獨特性。

一、個案呈現在社工面前的樣貌

家暴社工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案主的安全、了解案主的暴力史、與案主討論暴力因應策略。我們整理本國籍婦女高壓控管的服務經驗發現，社工帶著習慣的家暴服務視框，與高壓控管個案接觸時，一開始會認為高壓控管個案多呈現「說不清楚受暴史」、「總陳述和暴力無關的事」、「看起來疑似精神狀況不佳或精神疾病」、「沒有接受服務的意願」等樣貌，是「非典型個案」的指標，無法指認出其為高壓控管個案，容易被服務體系排除（王增勇、陳淑芬 2013）。本次研究的三個新移民個案中，個案1的社工一開始對案主有「講話不知為何很小聲」、「總是畏畏縮縮」、「很多擔憂和恐懼」的印象；不過，因為個案1曾遭到「徒手毆打頭部、腳踹身體、勒掐脖子」等嚴重的肢體暴力，且求助前遭相對人懷疑外遇而軟禁在家，並由警政專業評估為高危機個案，社工對案主的受暴有明確的圖像，因而個案1順利進入服務體系。

個案2和個案3亦有明確的肢體受暴事件。個案2當時的通報事件是在懷孕的狀況下被相對人毆打，因離家而通報至外縣市家防中心，經該縣市家防中心評估案主已提出保護令聲請、可保護自己而結案，後因案主返家、保護令出庭而由家暴服務處再次通報至北市家防中心，本會社工接案時案主已聲請保護令待核發、且有申請補助的明確需求。個案3是由其他機構轉來的個案，在本會社工接案前就已被列管為高危機個案，且相對人多次違反保護令。因此，這些新移民個案一開始呈現在社工面前的樣貌較符合社工「典型家暴」的個案想像，未被服務體系排除。

但是，未被服務體系排除，並不表示社工就能指認她們是高壓控管個案。個案2的社工就因為「案主需求明確」、社工得以直接運用熟悉的家暴視框與服務流程，而沒有多探索案主的婚姻及生活，將案主評估為「權控不嚴重的個案」。

「…第一次家訪時雖然也聽到案主說，案夫怕她外出會學壞而要求她儘量在家，好像也是滿一般外配的先生都會這樣子，所以案主除了工作及買菜，都儘量在家，但當時社工對日常生活控管的概念非常模糊，我也沒有多了解什麼，只覺得有點像是『權控』，但又覺得好像沒什麼『危險性』，而且案主可外出工作、好像也不算被限制行動，加上案夫似乎已接受案主懷孕一事，那案夫也沒再叫她墮胎，所以…當時我就寫說：『案主目前因經濟壓力及生子議題與案夫爭執，案夫對其權控不嚴重，只發生過一次肢體暴力(那時跟我說只有一次)，案主有行動自由，評估其人身安全危險程度不高。但案主目前懷孕，為較危險的因素之一』…」（個案2，逐字稿，P.3）

個案2的社工其實是以肢體暴力的明確事件、肢體暴力的頻率及嚴重程度不高、表面的行動自由等指標來評估案主的權控程度及危險程度。對於案主提到相對人因「怕她學壞而要求其儘量在家」的說法，社工因為此現象普遍而接受之，而忽略其很可能是個案遭受歧視、高壓控管的重要線索。

新移民高壓控管個案一開始對社工的挑戰與本國籍個案不同。我們在討論本國籍的高壓控管個案時發現，高壓控管個案遭受的暴力樣態，主要是生活中頻繁的各種精神暴力，包括威脅、恐嚇、跟蹤、監控、羞辱、貶抑、孤立、日常生活作息的規定、家務與母職行為的管理；肢體暴力不是必要條件，肢體暴力越少，反而可能是控管越綿密有效之故（陳淑芬 2014:11）。但新移民高壓控管個案遭受肢體暴力反而很普遍，主要原因很可能源自新移民婦女的身分、及跨國婚姻常被認為是購買式的婚姻，「夫家家人往往將新移民婦女視為是買回來的家奴般的對待，稍一不滿意就對新移民婦女打罵」（潘淑滿2002：60）。如果我們說本國籍的高壓控管個案因為不常有明確的肢體暴力事件而讓社工一開始不容易覺察其為家暴個案、看不見高壓控管，那麼新移民高壓控管個案反而因常遭受肢體暴力，而讓社工一開始只把眼光放在明確的肢體暴力事件上，同樣看不見高壓控管。

社工要能指認高壓控管個案，最常見的方法還是從案主遭受的暴力樣態、夫妻的權力控制關係來辨識。本研究分析的三個個案，社工雖因明確肢體暴力事件、或案主為高危機個案而開始提供服務，但在服務過程中，社工慢慢了解被害人在生活上遭受的各種孤立與生活控管，以形成對案主高壓控管處境的理解。我們下節就轉為說明新移民個案遭受高壓控管的手段及夫妻的權力關係，同樣地，我們也會將重點放在與本國籍個案相較，說明新移民婦女遭受高壓控管手段與現象的特殊性。

二、新移民個案高壓控管的特殊性

2013年，我們歸納本國籍婦女遭到的高壓控管手段有「控制日常生活」、「監控貞操」、「隔離人際網絡」、「將被害人塑造為有問題的人」、「混淆認知：洗腦」、「無邊際的貶抑與歸咎」等面向。本研究的新移民高壓控管個案也遭遇到上述手段，手段本身也許與本國籍多所相似，但我們進一步分析發現，因為新移民婦女的身分與跨國婚姻的特性，使新移民婦女遭遇的高壓控管更具獨特性。

（一）新移民「身分」作為高壓控管的場域

「大陸妹」、「外籍新娘」的貶抑稱呼

新移民的「身分」本身，即是相對人施展控管活動常見的標的與場域。普遍為社會大眾周知的「稱呼」－大陸新娘、外籍新娘、大陸妹等即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雖然這類稱呼已被認為貶抑新移民婦女的主體性、具歧視意味，約在2002年時政府明訂應改稱為「外籍配偶」、「大陸配偶」，但指稱「××配偶」一詞仍被認為未突顯個人的主體性，透過婦女新知基金會舉辦由「外籍配偶」、「大陸配偶」自身命名活動，改稱他們為「新移民」。但在社會中，一般民眾將新移民女性稱為「大陸新娘」、「外籍新娘」、「大陸妹」、「大陸仔」（台語）仍相當常見。而這也是常見的家暴相對人對新移民女性的貶抑稱呼，如個案1就是：

「…先生把她的東西都往外丟，就說：妳這大陸妹！給我滾出去、給我滾回去…」（個案1，逐字稿，P.3-4）

個案1的相對人不用個案1的名字、而用「大陸妹」一詞來稱呼她，將個案1歸屬於「大陸妹」這個身分類別，不只表達其非本國配偶、是「他者」、外來者、非我族類的區分；且，這是在個案1的相對人懷疑妻子外遇的脈絡下發生的事，指稱其為「大陸妹」更將個案1與社會上對「大陸妹」假結婚真賣淫的負面形象畫上等號，相對人因而建立個案1應「滾出去」這個家、「滾回去」大陸的合理性。稱呼案主為「大陸妹」不只是一個貶抑的手段，還誣指個案1對婚姻不忠、貞操及道德上有嚴重瑕疵。而漢人文化下成長的女性（如個案1）多對婚姻、貞潔、成為一個好女人相當重視與自我要求，「大陸妹」的稱呼與指控對個案1的心理有更深一層的傷害。

被當做次等人限制與控管

另一個常見的因「新移民」身分而遭受的暴力是新移民女性被當做次等人般限制與控管。新移民女性（特別是大陸及東南亞籍配偶）被歧視的源頭是因為台灣人認為新移民的母國經濟發展不及台灣，因而這些國家、社會、文明、人民皆被認為較台灣落後；再加上許多跨國婚姻是透過支付仲介費用才成立，造成新移民女性被夫家人視為夫家人的財產或買來的奴隸，「主人」可以決定其自由的範疇，是否允許新移民外出、參加各種語言或適應課程等就成了相對人可以施展權力的場域。如個案2的相對人：

「…不讓案主出去工作、買菜只能半小時就要回來、不讓案主去學中文，個案其實很愛學習、很愛看書寫東西，他把案主的書本丟掉、告訴她『女人不要太聰明』、不用學、案主出門他就懷疑外遇…冬天時案夫曾在案主洗澡時關掉瓦斯讓她洗冷水澡。她原是回教徒，案夫也不准她再信仰回教…吃飯時她也不能一起吃，得等到他們[夫家人]吃飽了才可吃，或是根本不允許她吃飯、有時被繼子女說煮得不好吃、將菜丟在地上、買的東西很糟什麼什麼的。到了案女出生後，他們還不准案主用冰箱、消毒孩子的奶瓶…案主形容自己在家像僱人、有時形容自己像乞丐、有時說自己像隻狗。」（個案2，逐字稿，P.6-7），

個案2的相對人除了限制案主外出、不能出去工作、不能出去上課外，還限制個案2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取得（如食物、熱水洗澡、與外界溝通、使用冰箱、消毒嬰兒奶瓶等）；用羞辱性的行為表達對其煮的菜不滿意；剝奪宗教信仰的自由；阻礙其學習成長等。這些日常生活控管及濃厚的歧視意涵讓案主自覺她和其他家庭成員無相同的權益，她次人一等，有時甚至需乞求才能獲得基本的生活所需，有時更不被當做人；個案2喪失基本人權及做為「人」的尊嚴。個案2除了是新移民而被歧視及限制自由外，也因「女性」的身分而被認為不需學習成長，相對人言下之意

「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意味。

不正視新移民婦女的人權與存在的最極端例子，是個案3的相對人曾多次酒後威脅恐嚇要殺掉個案3，因為「反正沒人知道」（個案3，逐字稿，P.28）。個案3的相對人似乎認為個案3的存在無人知曉，死活亦無人關心；這樣的想法，顯示相對人認為他可主宰她的生死，並反映出兩人權力的極端落差。

利用公民權的取得控制新移民

利用居留和歸化國籍威脅、控制新移民婦女，更是常見的相對人高壓控管手段。個案2的相對人限制她外出、監控她貞操的手段之一就是威脅不幫她辦身分證、要通報她跑掉。因婚配關係入境我國的新移民，其居留權益與婚姻關係的存續習習相關。事實上，外籍人士與本國人結婚後申請歸化為我國國籍的過程，共有結婚登記、申請居留簽證、申請外僑居留證、申請準歸化我國國籍證明、申請喪失原國籍、申請歸化國籍、申請台灣地區居留證、申請台灣地區定居證、申請戶籍登記及請領我國身分證等九個階段，細究歸化各階段所需的文件，如本國籍配偶的身分證、家戶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等通常都掌握在本國籍配偶手中；又如新移民配偶的財力證明，或由本國籍家屬代為準備，或由新移民外出工作以累積存款取得，因而「限制新移民外出工作」不只減低其經濟獨立能力、限制其成就發展，更基本的是阻礙其居留及歸化程序的辦理，削弱新移民「居留於台灣」的正當性；新移民幾乎無法靠一己之力獨立完成居留與歸化國籍的辦理；甚至對外界說明婚姻狀態的發言權與詮釋權均掌握在相對人及夫家人手中。

與新移民經濟獨立能力及成就發展相關的尚有新移民的學歷認證制度。本研究的個案有一位是大學畢業、有一位大學肄業且會五國語言，但分別從事早餐店、家事清潔等工作，與其教育程度及專業能力不符，而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國對大陸及外籍人士高中以上學歷認證過於嚴格。根據「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國中以下學歷認證需學歷證明正本及公證書影本，高中（含以上）學歷認證原規定需待其取得我國身分證才能辦理，這項規定直到2013年4月底才修正。大陸地區的大學學歷我國教育部原只承認41所學校，且排除公安、軍事、醫事學科，至2013年才擴大為111所、仍排除公安、軍事、醫療等學科。而根據「學歷經歷證明審查規則」，大陸地區以外的國家的學歷認證除繳驗正本外，另需經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證明之影印本、中文譯本。也就是說，外國學歷認證需返回原取得學歷的國家，請我國駐該國的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辦理。上述學歷認證規定常讓新移民的學歷耗時、費工又需支付公證書、中譯本等行政費用，令人望之卻步。而無學歷證明，也使新移民在求職上傾向從事無教育程度要求的勞力性質工作；影響其社會聲望及在家中的地位。個案1在大陸是教學老師，屬於白領階級工作，但到了台灣，她的大學學歷不被承認，因而在早餐店工作，屬藍領階級工作。三個個案的相對人雖皆無業、經濟需仰賴妻子，個案從事早餐店或家事清潔工作，三個相對人卻都對配偶的工作表達輕視的態度。

加害人運用語言優勢掌握對外的發言權

雖然我們在本國籍高壓控管個案也發現「加害人掌握詮釋權並操弄外界對被害人的觀感」2，但新移民高壓控管個案因為語言與溝通能力、取得資訊的限制，加害人擁有優勢的語言溝通的工具與能力，對外的操弄就更容易成功，讓新移民個案陷入「不可言說」的處境。個案3口音較重，與台灣人溝通時，台灣人可能一時未能聽懂她的話語，相對人就利用這一點不斷在外人面前塑造她的負面形象：

「…[相對人]對外會數落蒂亞[案主]不會照顧孩子、印尼的才會生出這種小孩…」（個案3，逐字稿，P.2）
「…先生[相對人]拿出兒子復健的費用申請表給蒂亞，跟蒂亞說這是某社工拿給她的，就伊甸的社工，現在交給蒂亞去處理；接著，先生拿名片給社工，表示自己是某個民間單位的顧問，以及直接說『顧問比督導職務高你懂吧?』，然後對社工說兒子有唐氏症、強調是他發現的、復健費用也是他申請的，蒂亞根本甚麼都不懂，『當母親當成這樣你看』。事後社工向蒂亞確認復健費用她是否能處理?才知道之前該伊甸的社工已經跟蒂亞說過申請方式了，蒂亞再度表示，她實在搞不懂，先生沒做事卻要表現出做很多事的樣子，究竟是怎麼回事。」（個案3，逐字稿，P.3）
「…對警察或家防官數落蒂亞，指稱蒂亞在外交友複雜、有外遇…還認識一堆外勞、有非法打工行為…家防官知道先生喝酒狀況多，不過也因此對蒂亞有所懷疑…。（個案3，逐字稿，P.4）
「…兒子意外溺死在民宿泳池，先生在跟保險員、社工、警察陳述賠償時，又會將蒂亞失母職、信仰變來變去難怪受到處罰來數落蒂亞的不是…」（個案3，逐字稿，P.4）
「…跟蹤個案發現她原來租房子在外面，所以他開始去跟案主的鄰居講說這個人怎樣怎樣…房東想說怎麼會這樣，本來房東覺得太麻煩了，妳是不是不要住這裡…」（個案3，逐字稿，P.14-15）

相對人在社工、保險員面前將案主塑造為「失職的母親」，在警察面前則把案主塑造成「在犯罪邊緣、道德上有瑕疵的女人」，在房東面前又將案主塑造成一個「複雜的人」；相對人會依說話對象的職業別，塑造案主為有問題的人，操弄孤立案主的手段，讓這些人認為案主有問題、不願協助案主。個案2的相對人的操弄容易成功，一方面因為案主國語的表達能力不及相對人，另方面也因為相對人拿出顧問的名片，用身分地位讓人誤以為其有專業權威的地位，說的話應較為可信；再者，相對人的話也試圖喚起台灣人對外籍配偶的刻板印象，如「印尼的才會生出這種小孩」，暗示「印尼人較為落後低賤、基因不良」，或指稱個案「交友複雜、有外遇、認識一堆外勞」，企圖表達「印尼人會亂搞男女關係、不是好女人」等。

監控新移民女性的身體與性

就像個案3一樣，個案1和2也都遭到相對人懷疑外遇、監控貞操。相對人對被害人懷疑外遇有就地取材的特性，只要個案有接觸的任何異性，都是相對人懷疑的對象。個案1的相對人因為僱主、僱主的兒子分別去電案主，就懷疑案主與兩人有染。個案1的相對人因此將個案1囚禁在家中，不准其外出，包括買菜及接送孩子都改由婆婆代勞。個案2的相對人也懷疑個案與前僱主的兒子外遇，婚後不准其外出及工作。個案3的相對人則認為個案與僱主、與批貨的人等有外遇。三個相對人懷疑的原由幾乎只因新移民女性接觸到台灣的其他異性，沒有進一步「過從甚密」的資訊或親密互動的蛛絲馬跡，就大大啟動懷疑外遇的警急措施。監控貞操在新移民高壓控管個案普遍、且頻繁發生，主要原因除了婚姻及愛情關係有排他、獨占性外，很可能與跨國婚姻的信任基礎薄弱、經濟考量卻特別明顯的特性、及娶外籍配偶的本國男性多處於婚姻市場的弱勢地位等原因有關。個案1被囚禁在家的嚴重控管行動更反映出權力控制的本質，及夫妻雙方在婚姻關係中權力的極端不平等。

相對於對個案2的監控貞操，個案2的相對人本身則有嫖妓的習慣，反映出相對人對兩性貞操的雙重標準。尤有甚者，個案2的相對人在有性病的狀況下，仍想強迫與案主發生性行為：

「…案夫有嫖妓習慣…她有提過說案夫有一陣子在新竹工地工作，跟一些逃逸的大陸婦女有性關係而被傳染性病，回家還會強迫案主發生性行為…她是說案夫下體通通都是蟲這樣...她有看到，她先生就是還要逼迫她...她說非常非常的恐怖，她每次講到這個她就是覺得很恐怖、很恐怖，她整個形容就是這樣子…」（個案2，逐字稿，P.7）。
在高壓控管下的新移民婦女，當然不被相對人允許有性的自主權，個案2陳述的「很恐佈、很恐佈」，也將其所處的無自由、無尊嚴、非人應接受的狀態及無力的情緒表達出來。個案2的相對人甚至常常去萬華嫖妓，而且在他無工作收入後，還要案主支付相關費用、並要性工作者去電羞辱案主。
「…案夫也常向案主要錢『去萬華』，案主原不知『去萬華』是什麼意思，一直到先生的朋友看不下去才告訴她...其實『去萬華』是去嫖妓才搞清楚。有時案主會接到她先生性交易的對象來電羞辱、罵她…她以前就是搞不清楚，默默被羞辱…」（個案2，逐字稿，P.7）
個案2的相對人利用案主為新移民、不知曉台灣一些特殊用語（如男人說「去萬華」）的意涵，嘲弄、揶揄案主，有別於一般丈夫避免讓妻子知道相關情事，也突顯出個案2的相對人貶低配偶的態度。

本國籍男性娶外籍配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傳宗接代、有合法的性伴侶。新移民婦女的身體與性自然容易成為相對人發展控管手段的領域。新移民高壓控管個案的監控貞操因而發生頻繁、容易啟動嚴格控管的防範措施。而因為新移民的母國被認為較落後、跨國婚姻的金錢交換性質，造成台灣男性在家中的地位遠高於新移民女性，因此傳統父系社會的貞操雙重標準在新移民個案中被極端化，甚至被用來嘲弄、羞辱新移民。

（二）夫家人形成控管連線

一般在本國籍的高壓控管個案中，我們看到的施暴者多是單一的，也就是通常是親密關係中的丈夫或男朋友。但在新移民高壓控管個案中，對新移民實施控管手段的往往不只一人，常是家人共同監控，我們稱之為「控管連線」。個案1和2都有類似的情形。

「…包括一些手段或什麼，她婆婆是有參與在裡面的…譬如手機沒收、工作禁止…」（個案1，逐字稿，P.9）
「…案夫若出門工作，案繼子女就會協助監控案主，向案夫通風報信…」（個案2，逐字稿，P.6）
「…他們會監控案主的行動與貞潔、控管生育權、能不能養育孩子，羞辱她的人格、言行、不准其吃飯、用冰箱等器具、分居後甚至半夜仍隨時騷擾…甚至經濟上剝削她…」（個案2，逐字稿，P.9）

個案1因為遭丈夫懷疑外遇而被軟禁在家二個月之久，丈夫及婆婆共同執行沒收其手機、監視她、不准其與任何人聯絡、不准她外出或工作，買菜及接送子女上下學改由婆婆代勞。個案2的相對人和其前段親密關係所生的子女共同監控、虐待案主，甚至連案主三度懷孕也是因繼子女反對，相對人都以毆打案主的方式逼迫案主墮胎。

家人共同控管的現象仍和新移民被認為次等、是買來的、需要被控制管理（特別是貞操）等看法深深相關，家人共享這樣的看法，會分工合作、執行控管任務，讓新移民陷入孤立隔離的狀態。個案3的相對人因無親友同住，無共同監控的狀況，其孤立被害人的方式多是以「向外界塑造她的負面形象」來達成。

綜合而言，新移民高壓控管的特性，即新移民的身分成為高壓控管的標的與場域，如以「大陸妹」、「外籍新娘」等稱呼貶抑其獨立個體的存在；視新移民為落後、次等人或奴隸加以控制管理，家人並形成控管連線共同監控、管理新移民，特別表現在監控新移民婦女的身體與貞操、孤立她與外界的接觸上；利用新移民無法獨立辦理居留和歸化國籍，以威脅控制新移民女性；加害人利用語言優勢掌握詮釋權，並利用社會上對「外籍外配」的負面刻板印象，操弄外界對新移民婦女的觀感。

我們在討論這三個個案的過程中，新移民女性被歧視、被管控的生活狀態並未讓任何一位社工感到驚訝，多數的社工都曾接觸過類似的新移民個案，反映著新移民婚暴個案遭受高壓控管的普遍性。新移民女性高壓控管的背後，反映新移民的發言權受限、資源、資訊取得處於弱勢地位、國家對新移民居留、歸化、學歷認證的繁複行政規定與辦理手續、社會大眾共享的對「外籍新娘」的歧視與假設，有形及無形中皆增加夫家人控管新移民的可能性。我們對新移民高壓控管手段的討論，一再演繹加害人權力如何作用在被害人身上，顯示兩造權力落差極大。身分是新移民高壓控管的場域，而身份通常也是壓迫關係的主要戰場（馬宗潔 2011：46）。壓迫的定義是，「被壓迫者的自我發展以及表現能力的機會被阻礙：其想法、感覺以及需要的表達被限制;而完全參與社會的機會被排除，以及被指派為社會中次等公民的位置」（馬宗潔 2011：42）。新移民遭受肢體暴力、高壓控管的普遍性、新移民因為語言自我表達受限、因家人控管、歸化規定與學歷認證辦法等，其自我發展與社會參與受限，彰顯新移民不只是被暴力對待、更是被壓迫的事實。

在說明新移民高壓控管的特性後，我們將進一步討論社工與新移民高壓控管個案工作的特殊之處。

叁、社工服務

本節探討社工服務新移民高壓控管個案的歷程，同樣是放在「新移民的特殊性」的主軸下討論，包括因新移民本身的特殊性帶來社工服務的特殊之處，及對應於新移民高壓控管的特性，社工又應如何提供服務。

認真聆聽

社工與案主互動、提供服務，語言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社工要與國語非母語的新移民－特別是外籍配偶－工作，首先遭遇的困難就是語言溝通。前一節我們提到個案3的口音較重，其求助家暴體系時，第一位接案的社工因聽不懂個案的話、而個案3的相對人又向這位社工指控案主是失職的母親等，影響社工對案主的看法，在轉案至本會時，這位社工就用「怪」來形容案主。但透過「認真聆聽」，本會服務個案3的社工對案主的認識就與前一位社工大相逕庭。因為本國籍的社工對個案3的口音不熟悉，認真聆聽一方面可以較聽懂案主所說；再者，對於長期被視為次人一等、被社會排除、邊緣化的人而言，「聆聽本身就已經是一種抵償，抵償過去虧欠他們的尊重與肯定」（Gupta & ATD Fourth World 2015：138），「認真聆聽」的態度讓案主感到願意與社工接觸、有事就來諮詢社工，互動越來越多，社工也就更為了解案主、更容易「聽懂」案主在說什麼。認真聆聽的態度就是社工與個案3建立關係的重要關鍵。

看見新移民的高壓控管

抱持著認真聆聽的態度，才有機會讓社工「看見」高壓控管。我們在討論本國籍高壓控管個案時，社工服務首重「不要讓個案流失」，但因新移民個案多遭受肢體暴力，容易進到服務體系，但是家暴社工容易只看到「肢體暴力」或明顯的精神暴力（如個案1遭軟禁在家），而忽視對案主暴力史的詳細了解，再加上社工也有對跨國婚姻關係的刻板印象，反而「看不到」新移民高壓控管的全貌與關係。我們在「個案呈現在社工面前的樣貌」一節曾提到，個案2的社工因為「案主需求明確」、社工得以直接運用熟悉的家暴視框與服務流程，而沒有多探索案主的婚姻及生活，將案主評估為「權控不嚴重的個案」。個案2的社工重新看到個案2遭到高壓控管，是因為「案主連吃兩、三個便當」的特殊行為喚起社工的注意。

「102年8月，案主參加我們的體驗教育活動，有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案主提到她懷孕時因先生常不讓她吃飯，而且想到案夫跟原住民女人生了三個孩子，那三個孩子還是常跟她先生住在一起，然後也跟她住在一起過一陣子這樣，所以她常想到她先生和繼子女對她的事，她就很痛苦到睡不著，案主會散步到7-11…她半夜散步到那邊連吃2-3個便當，那我就覺得怎麼樣能夠連吃2-3個便當？她就說一方面她覺得吃飽...因為她很重視她的孩子...她都沒有吃飯，她一直覺得孩子營養好像不夠，她就吃這麼多...孩子好像...就現在她把握可以吃就多吃一點給孩子營養，然後第二個是說吃到很飽她才睡得著，要不然她真的很煩惱，她完全就是沒有辦法睡覺。所以那7-11的便當成了她的除了營養劑，也是心理撫慰劑與助眠劑…當時我想到案主的痛苦這麼深沉，我開始意識到案主承受的虐待很可能比我想像的要深很多…我就開始覺得說…她這十年來她的婚姻生活到底是怎麼樣…」（個案2，逐字稿，P.5）

個案2的社工因而重新邀請案主陳述婚姻與生活歷程、夫妻關係，並將過去聽到的不完整的控管資訊喚起拼湊，與案主核對、澄清，社工才看到案主被「高壓控管」的樣貌：案主曾遭到限制外出、出門就被懷疑外遇、買菜被限時半小時、不准去上中文課、因案夫車禍才被允許外出工作以養家、被禁止懷孕生子、常不被允許吃飯、因各種事被羞辱、案夫及繼子女會輪流監控及相互通風報信等等。

因此，社工接觸新移民個案，應懸置「司法化的家暴視框」3，不能只對肢體暴力、恐嚇威脅事件的發生經過有所了解，並要懸置「對跨國婚姻家庭習以為常的想像」，對新移民個案的婚姻關係、家庭生活、被夫家人歧視的經驗有更多探問與了解，才可能看到「高壓控管」。

看見壓迫

新移民的身分是高壓控管的主要場域，背後有社會認為「新移民較為落後」、「新移民是為了錢嫁來台灣」等歧視與刻板印象、有國家將新移民辦理居留及歸化的決定權交由本國籍丈夫的相關規定、在學歷認證規定上為難新移民的法律規定，社會大眾對「怕新移民學壞、新移民需要家人保護與管控」默許，都讓新移民女性陷入被壓迫的位置。

再回到個案2的例子，社工一開始對「新移民婦女遭家人限制外出」雖有點不自在、但又習以為常，未能清楚看見案主「被壓迫」，顯示社會上對新移民婚姻及家庭關係有共享的刻板印象，社工也對此刻板印象和歧視的內化與接受、或感無能為力而選擇不去面對新移民遭到壓迫的事實。本國籍的家暴社工服務新移民個案，應覺察及反思自己對新移民婦女在婚姻、家庭關係與地位的看法，並檢視新移民婦女在家庭中受到的歧視與各種形式的虐待，進而解構影響自己的刻板印象。

個案2的社工邀請個案重述婚姻故事，才更為清楚看到案主因為外配、女人的身份有很多被壓迫的經驗。案主的婚姻被他人主導安排，案主有很多被歧視、被剝削、權益受損的經驗，這也影響案主對外的求助、暴力、婚姻關係的處理。看見新移民被壓迫，就是對案主內心深刻苦痛的見證與同理，與案主真實的生命經驗接軌。看見新移民婦女的高壓控管及被壓迫，才能更真實地理解新移民如何受困在婚姻、社會、文化及體制中，社工才可能和案主一起掙脫壓迫的枷鎖。例如，個案2的社工就曾向案主說明，即使在未歸化我國國籍前，她仍有基本人權，沒有人可以虐待她、讓她毫無尊嚴。案主與案女再次受暴後即搬出、並在案夫要求返家煮飯時，勇敢地向丈夫及繼子女表示她仍會煮飯給他們吃、但她不會再當他們的傭人。

陪同、倡導與橋樑

新移民婦女因為語言、社會文化的差異，因此要對抗外界對她的誤解、對抗高壓控管及壓迫，常需一個戰友、甚至一個代言人，陪伴她「勇闖江湖」，有時需要一個橋樑，幫她搭起和外界的連結；社工常可扮演這樣陪伴、倡導與橋樑的角色。

個案1為大陸配偶，雖語言溝通並無問題，但個案3從相對人那邊得知，夫家家族跟鄰里關係不錯，公公那一代還跟警察常常泡茶；相對人塑造了家族與周圍正式或非正式關係交好，使案主認為找警察也沒用。直到後來她被相對人趕出家、不讓她見子女，社工協助她聯絡警察，由社工及警察陪同她返家取回身分證、日常生活用品，社工向夫家人說明子女監護權屬父母雙方共有的法律規定，警察在旁證實相關法律規定；案主在社工的陪同下，與社區家防官（警察）深談，警察因而對案主的受暴處境有更多認識，表達對案主協助與支持的態度，案主才相信警察也會幫她。

個案2在缺乏丈夫支持下生下女兒，由社工協助申請補助支付生產、病房費用；案女出生後社工陪同案主辦理案女的健保卡；案主因語言溝通受限，不確定歸化程序辦理細節是否已完成，社工陪同案主前往戶政事務所確認。因案主曾有多次報警但警察都未協助通報的經驗，社工協助案主向警政及司法人員倡議案主的處境及安全策略，後來社工協助延長保護令、提出違反保護令告訴，社工陪同偵訊，協助跟警察說明案主的處境，案主感到警察的態度有所改變。個案2的社工尚陪同案主出庭、提供檢察官及法官意見，案主再次列為高危機個案時，社工跟相對人的觀護人聯絡，轉知案主不斷遭到相對人騷擾、恐嚇要殺案主及案女，觀護人因而訪視案主，了解案主遭到精神暴力的事實，改變對相對人的處遇計畫。此外，個案2的社工常扮演案主與外界溝通橋樑的角色，如個案2後來決定創業，社工協助其將點心送SGS檢驗，增加食品安全及產品的價值；案主找到包裝店和印刷廠商，社工協助去電協助確認相關溝通細節；案主找店面時，社工亦適時協助與房東溝通及協助雙方簽約等事宜；案主考汽車駕照前，社工協助案主取得印尼考古題、案主發現考題翻譯有問題，社工協助與監理所承辦人溝通等等。

個案3因為相對人不斷運用社會大眾對外籍配偶的迷思，在家暴防治人員、案子社工等人面前將案主塑造成有外遇、在外交友關係混亂、失職的母親等負面形象，致使網絡成員對案主總是充滿疑惑與不信任。個案3因自覺來自印尼，而先生總是營造出人脈很廣的樣子，再加上擔心別人因口音之故，聽不懂她在說甚麼，所以面對與他人溝通時，總是很沒信心。社工為案主發聲代言、不厭其煩向網絡成員一再說明案主的真實狀況，取回案主的詮釋權，網絡成員因而逐步瞭解案主的實際狀況，以及施暴者的孤立手法，並開始協助個案。如此，案主在安全感、自主的信心上，逐漸提升。個案3雖一開始需仰賴社工陪同處理，後來逐步認識網絡成員，加上社工與其討論如何向網絡有效求助，後來能獨立面對這些情境。因此，社工能陪伴高壓控管新移民個案，去體驗新的成功求助經驗，不僅讓案主經驗了施暴者控管策略的失效，平衡了與施暴者的不對等權力，也增強其構築資源網絡的自主能力。

社工的各種陪同服務，身體與案主同在，共同經歷，對新移民高壓控管個案而言，是一個有形的、就在身邊、垂手可得的支持，讓新移民順利達到當下目標，讓新移民不再孤單，翻轉新移民被孤立的狀態。而社工能在案主司法訴訟、網絡成員誤解時，適時為案主正名、代言、倡導權益，讓新移民的聲音被聽到、被了解，能「真正參與」這些與自身有關的法律訴訟或事件，讓自己想說的話被聽見；再加上社工在案主的生活中、做為新移民與外界溝通的橋樑，讓新移民取得正確、重要資訊（如歸化辦理），或達成目標（辦好健保卡、找到店面等），新移民因而可以真正成為台灣社會中的一份子，翻轉被壓迫的處境。

破解控管連線

個案1和個案2都有明確的被夫家人聯合監控的情形，因此社工需要破解控管連線。個案1透過社工、警察、里長的介入，說明家庭暴力（含肢體、精神暴力、限制行動等）及子女監護權的法律規定後，不僅相對人的施暴行為下降、夫家人也不敢再聯合控管案主，反而是在案主再次遭丈夫揚言毆打時，婆婆挺身而出、約制勸誡相對人。個案2是在社工告知其有基本人權、不應受到無尊嚴的對待，且案主在有保護令的保障後，能勇敢宣示，拒絕再讓他們任意對待；相對人也開始嚐到案主司法行動對他的影響，如上法庭、保護令限制他再對妻子任意動手、甚至違反保護令後需定期向觀護人報到、被強制參加處遇計畫、參加戒酒治療等。

由我們的經驗來看，司法的介入、法律權益的說明，警察、社工等專業人員的介入、社區重要人士－如個案1的里長－的介入，讓新移民的夫家人開始意識到新移民並非他們買來的家人或財產，而是一個受到國家法律保護的獨立個體。一旦「控管連線」成員開始將新移民當做一個「個人」來看，原來因對方是新移民身分（不認為新移民是獨立、平等的人）而自行擴張的權力，就會開始受到限縮，控管的「連線」就被切斷；新移民被歧視、壓迫的處境也就開始有翻轉的可能性。

從社工的陪同服務、向網絡倡導、破除網絡成員對新移民的迷思、成為新移民與外界溝通的橋樑，到破解控管連線、聯合網絡成員共同協助新移民掙脫高壓控管的籠牢及被壓迫的處境，都是將案主原來的單一權控關係轉變為多元支持關係。新移民高壓控管個案的服務核心就是破除網絡成員對新移民的刻板印象與迷思，並將網絡轉為案主的支持體系，打破案主的孤立隔離狀態，重新與社會連結。

肆、討論與結論

本文說明新移民高壓控管的特殊性，即新移民身分是高壓控管的主要場域。新移民遭到夫家人限制外出、以不辦身分證威脅（若已有身分證者則會扣留身分證）、將新移民當家僕或家奴對待、及夫家人聯合控管等，這些並非本研究新發現的受暴樣態；相對地，新移民遭受這些暴力反而早已為社工所熟知，但家暴社工懷著司法化的家暴視框，重視肢體暴力，看不見「高壓控管」，或認為孤立、日常生活控管不具危險性、不會致命，既未看見新移民的處境，也少有相對應的處遇。因此，本文將新移民遭到孤立隔離與日常生活控管命名、正名為高壓控管，具有喚起實務工作者「正視」新移民受暴處境的重要意義，看見新移民在家庭權力關係中的位置。

新移民的高壓控管，主要圍繞著新移民的身分而發展，而且是普遍在新移民的群體中發生，新移民高壓控管現象的背後尚有對新移民的壓迫存在著，壓迫者常不只丈夫或夫家親友（高壓控管的加害人），還包括家暴體系的服務提供者（如警察、社工）、甚至包括社會大眾，或多或少共享對新移民婦女的刻板印象或負面假設。對「新移民婦女」的污名化、歧視、壓迫是一個「他者化」的過程，因為被與主流的優勢群體（如台灣人）區別出來，新移民婦女容易有負面的自我認同、低人一等的感受，對自己的身分、處境、受暴有深度的羞恥感。作為社工實務工作者，我們常聽到新移民提到無法向外求助是因為「很丟臉」，過去我們總以為「被打」使其蒙羞、或認為其淡化暴力，而沒有看到被污名化及被壓迫者的蒙羞其實有更複雜的意義，新移民婦女因知道社會大眾會如何看待她們的身分、婚姻、受暴、不回母國等而感羞恥的意涵；因此，被污名化及被壓迫者的蒙羞其實部份是社會共構的產物。

家暴社工通常背負著高案量、避免致命案件發生的心理壓力、及有各種繁瑣的行政工作及程序要求。而全球家暴司法化的發展，讓家暴社工重視合乎司法定義的家暴事件、執行司法化的處遇工作（如協助案主聲請保護令、提告傷害、陪同出庭等），家暴社工因而漸漸發展出標準化的服務與處遇，不易聽到或看到高壓控管及壓迫。新移民被歧視與壓迫的議題雖早已為台灣社會所熟知，但反壓迫的實務工作發展卻很少；劉珠利（2004）、馬宗潔（2011）都曾指出反思是反壓迫社工實踐的起點。本文指出，社工要能看見社會對新移民女性的高壓控管與壓迫，要從新移民這個「人」開始了解，更要在工作中反思自己對新移民個人、婚姻、家庭的看法，反思自己對新移民刻板印象的看法，反思與理解新移民蒙羞的複雜感受，都是理解新移民女性的重要開始。

本文指出，新移民高壓控管及反壓迫的社工處遇方法，首先要「認真聆聽」。傾聽雖然是最基本的助人工作方法，但是對母語、對人的觀點、社會文化經驗與概念與社工迥異的新移民來說，特別具有意義。「認真聆聽」除了聽懂新移民的口音、聽懂她陳述的事件、意義與感受，更是社工以尊重與平等的態度對待新移民個案的最基本態度。社工並要能「懸置」司法化、事件化、標準化的家暴處遇方法，並啟動「敘事的想像」，從案主的個人歷史、婚姻、生活各個層面、夢想等來認識新移民女性，並把案主所說的感受、事件、生活與婚姻放在她所處的家庭、社會脈絡下來理解4，才能看到高壓控管和壓迫。同樣基於新移民在語言、社會文化的不同經驗、在資訊取得的限制，社工身體同在的陪同服務、倡導代言、作為新移民與外界的溝通橋樑，讓新移民的聲音被聽見、解構控管連線、將家暴防治網絡成員從對新移民的懷疑、刻板印象，轉而成為新移民婦女多元的、對抗高壓控管及社會壓迫的支持系統。

參考書目

王增勇、陳淑芬（2013）。你聽不懂我的恐懼：不被看見的高壓權控暴力。2013研究學會年會。台灣社會研究學會主辦。2013年10月5-6日，台北：世新大學。

周憶如（2011）。新移民難以言說的離婚處境。人權教育電子新聞報36，2015年4月10日取自http://hre.pro.edu.tw/8-2-1.php?id=52。

馬宗潔（2011）。壓迫概念之認識：以服務新移民工作者為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5(2)：41-79。

現代婦女基金會個案服務組、王增勇（2013）。日常生活中的隱微暴力:看見親密關係暴力的高壓控管。發表於現代婦女基金會2013年度婦女人身安全實務研討會「性別暴力被害人多元賦權的省思與實踐」，2013年5月10日。

現代婦女基金會北區工作站、王增勇（即將發表）。社工如何與高壓控管個案同行？即將發表現代婦女基金會2015年度婦女人身安全實務研討會。

陳淑芬（2003）。「大陸新娘」的擇偶、受虐與求助歷程－兼論服務提供者對「大陸新娘」的假設及其對服務提供者的影響。社區發展季刊101:182-199。

陳淑芬（2014）。創造自主與安全地帶：高壓控管個案的社工實務。發表於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第二屆親密關係暴力多元處遇論壇，2014年9月25日。

潘淑滿（2002）。外籍新娘、公民權與社會政策：婚姻暴力的社會福利論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計畫編號NSC90-2412-H-003-001)。

劉珠利（2004）。婦女主義理論的觀點對大陸及外籍配偶現況之啟示。社區發展季刊105:44-54。

Gupta, Anna & ATD Fourth World（2015）。Poverty and Shame – Messages for Social Work。Critical and Radical Social Work 3（1）：131-139。

親密伴侶高壓控管教學 - 實務發表

日常生活中的隱微暴力：看見親密關係暴力的高壓控管

研究摘要

壹、前言

制度變革的衝擊

從通報案件類型的多元談起

有一個案主說：「我的社工不懂得我的恐懼…」

貳、研究過程、設計

一、研究設計

二、 研究流程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四、研究限制

叁、研究發現

一、個案呈現在社工面前的樣貌

（一）她無法說清楚暴力史

（二）她老是講跟暴力無關的話

（三）她總是不斷重覆確認

（四）她疑似精神異常

（五）她拒絕服務或自覺不值得被服務

二、高壓控管：日常生活的隱微暴力手段

(一)控制日常生活

（二）監控貞操

(三)隔離人際網絡

(四) 將被害人塑造為有問題的人

（五）混淆被害人認知：洗腦

（六）無邊際的貶抑與歸咎

三、高壓控管模式的運作與特性

(1) 連續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瑣碎且不一定具攻擊性的行為

(2) 加害人掌握詮釋權並操弄外界對被害人的觀感

(3) 高壓控管手段具隨地取材、即興發揮的特性，被害人難以預測及逃脫

(4) 加害人建構自己在家中至高無上、絕對正確的權力地位

（五）高壓控管模式背後由傳統的性別意識型態支撐

(六) 被害人內化加害人標準或價值，並自我規訓

四、高壓控管的效應

（一）順從

（二）揮之不去的恐懼

（三）「無所不能的加害人」想像

（四）失去與外界有意義連結的能力

（五）自我的消蝕與崩解

五、高壓控管的反抗與因應

（一）靈機應變

（二）營造喘息空間

六、個案「甦醒」的歷程

（一）驚醒

（二）生活中實際經驗不同的可能

（三）想法上的轉變

（四）過程中的猶疑及拉扯

（五）看見自己

（六）與過去道別

（七）開始新的人生

七、社工服務及反思

（一）「高壓控管個案被服務體系排除」的反思

（二）社工「看見」高壓控管個案

（三）社工服務歷程

1.命名、去污名化

2.貼近案主的日常生活、懂案主的苦

3.給案主時間及空間甦醒

4.為案主編織一個資源網

5.充權：協助案主發展正向有能的自我

6.社工提問與引導思考，協助案主視框移轉

（四）反思「社工與案主的距離」

1.冷靜理智的社工vs.恐懼的案主

2.重視人身安全的社工vs.關心婚姻及家庭全貌的案主

3.獨立自主的現代女人（社工）vs.順從奉獻的傳統女人（案主）

肆、討論與結論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二、英文部份

社工如何與高壓控管個案同行？

摘要

壹、前言

貳、研究過程、設計

一、研究設計

二、 研究流程

叁、研究發現

一、建立關係

重新理解「拒絕服務」的個案

「懸置」理所當然的家暴視框

敘事的想像

二、內外交替、左右夾擊的服務策略

二、研究流程

二、研究流程